周小川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還有許多地方政府對經濟的行政干預比較厲害。但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中央開始要求減少地方干預。當前中國處于城市化建設加快發展階段，城市化發展需要合理的機制，但是當前的金融體制對此不太能夠滿足。在當前地方政府財政不太寬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有發行債券的需求。
但是由于缺乏合理的機制，地方政府現在搞出了各種各樣的融資平臺，差異極大，難于管理。甚至有一些采用政府擔保手段進行融資的項目，合法性還有待確認，屬于明顯的“擦邊球”行為。如果把發行地方政府債和市政債看作是為地方政府融資“開前門”，把當前地方政府搞得融資平臺看作是“開后門”的話，周小川表示：“從開前門還是開后門來看，還是開前門好。”
對于發行地方政府債和市政債可能存在的“新官不理舊賬”問題，即新任官員對上任官員發行的債務不予償還的行為，周小川表示雖然不能完全解決，但是可以有多種制約手法。他說，新任地方政府是否打算對以前的債務守信還錢，會折算到當前發行債務的價格上，更惡劣的甚至可以限制其下一次融資，還可以通過引導公民輿論對政府造成壓力。“這些(手段)雖然不充分，但是會有作用。”他說。
對于評級機構能否公正客觀評價債券的問題，周小川則表示，評估的很多指標都是財務數據等硬指標，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另外在評價過程中央行也會指導評級機構盡可能地做到信息公開，還會考慮對評級工作的報酬由投資者一方籌付。
另外，周小川還表示，當前的市政融資行為可以歸結為資本金的來源問題，所以還可以通過杠桿率進行控制。因此盡管在發行地方債方面還面臨著很多問題，但還是應該予以推進。（方燁、范經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