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在東莞打工的女子韋某發覺自己的銀行卡遭盜取而起訴銀行，6月3日，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銀行承擔70%的責任，韋某承擔30%的責任。法院稱，韋某未能妥善保管其銀行卡密碼，為他人進行盜取提供了可乘之機，對存款被盜取亦存有過錯。（6月4日《新快報》）

　　按照常理，銀行卡被盜取不排除密碼泄露的可能，但如果將此作為消費者擔責的理由，不過是一種“有罪推定”，與現代法治奉行的“無罪推定”原則背道而馳。在刑事訴訟中，倘若要判定被告人有罪，必須由公訴人舉證，而在民事訴訟中，要認定公民負有責任，必須由原告來舉證，即如果要判定客戶對泄露銀行卡密碼擔責，就必須由銀行或法院方面提供強有力的證據，否則只能是“欲加之罪”，不僅讓公眾難以信服，也讓法律失去公信和威嚴。

　　近年來，銀行卡被盜取的事件頻頻發生， 2010年7月廣州客戶銀行卡在澳門被盜取290萬元，2011年3月廣州市民林某銀行卡被盜刷70萬元，今年5月福建市民宋先生銀行卡被盜取14萬元……這些事例都擊中銀行卡監管的軟肋，眾多銀行界與法律界人士認為，諸多案例證明銀行卡系統防偽能力存在安全隱患，建議相關方面提高防偽認證技術。回到東莞韋某的遭遇上，經法院查明，韋某及其丈夫不存在境外支取存款的事實，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不應該承擔責任，銀行卡遭克隆并被境外盜取，銀行應當負全責。

　　銀行出現過錯卻讓客戶擔責，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曾經的“許霆案”，原本是銀行取款機出現毛病，卻判定取款人負主要責任，這與銀行卡遭盜取客戶埋單如出一轍，是對責任認定的本末倒置。而最近遼寧盤錦市某銀行行長轉走客戶一千萬存款的案例，充分暴露出銀行監管的漏洞，銀行工作人員完全有掌握客戶銀行卡密碼等信息的可能，監管體系的不完善才是導致銀行卡安全漏洞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