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美國監管機構宣布無限期推遲巴塞爾資本協議III(以下簡稱“巴Ⅲ”)的生效日期；歐洲金融監管機構同樣也表示考慮要推遲，這引發了對全球銀行監管框架的一些新的思考與爭論。在全球經濟復蘇前景尚不明朗以及財政緊縮的背景下，一些發達經濟體擔心如果資本新規也同時迅速施行，可能會動搖經濟復蘇的信貸基礎，并且形成緊縮效果的疊加。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版巴Ⅲ仍將于明年元月1日正式實施，屆時將對商業銀行提出更苛刻的監管要求。
如何看待金融危機中全球銀行監管面臨的挑戰？中國版巴Ⅲ呈現出哪些新的特征？中國銀行業又將如何應對？圍繞這些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博士生導師、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銀行監管是一個復雜而充滿爭議的命題。盡管全球的監管者都認同以風險為本的銀行監管理念，然而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內涵、如何界定和管理風險卻始終隨著金融市場甚至是金融危機在變化。在這樣一個資本規則與經濟金融環境多重變革的環境中，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正越來越多地受到新資本監管體系、利率市場化和金融脫媒的影響，可能面臨規模增長減速、資本補充壓力等一系列的挑戰。
全球銀行業陷入危機后反思
金融危機以來，按照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確定的金融監管改革目標，在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和巴塞爾委員會主導下，全球主要經濟體攜手共建銀行監管新框架，在巴П基礎上出臺了巴Ⅲ，并提出了全面加強金融監管的一攬子政策建議。各國監管部門為維護本國金融安全，紛紛加快了銀行監管改革步伐。美國出臺《多德-弗蘭克法案》；歐盟提出統一銀行監管；英國銀行業獨立委員會公布了銀行業改革最終報告，要求銀行設立不同業務風險隔離的“圍欄”；新加坡金管局要求銀行資本充足率仍必須在12%以上等。在巴曙松看來，全球銀行監管改革涵蓋了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
微觀機構層面，著力提升單家銀行的穩健性；中觀治理層面，強化薪酬約束和銀行消費者保護；宏觀系統層面，建立宏觀審慎監管制度。對大型銀行提出附加資本要求，強化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限制“大而不倒”機構的過度擴張，降低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風險，建立有效處置系統重要性機構的政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