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專家：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 劉 佐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教授、院長 喬新生　

　　采訪人：本報記者 吳 燕

　　7月27日，修改后的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發布。9月1日起，起征點將提高，屆時會有6000萬人不再繳納工薪所得的個人所得稅，也將沒有個稅證明，在購房、買車、辦理居住證等方面可能受影響。這些人很多屬于中低收入的城市外來人口。

　　中低收入者間接稅費負擔，通常超過直接稅費負擔

　　問：如今，很多城市把購房、買車、辦居住證和個稅證明掛鉤，您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喬新生：現在世界各國的稅收制度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型的稅收制度，另一類則是消費型的稅收制度。我國的稅收制度是典型的生產型稅收制度，因而在消費環節消費者沒有納稅證明。在稅收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把納稅證明與個人消費聯系起來，似乎有些強人所難。現在一些城市出臺的調控措施，沒有考慮到我國稅收制度的基本特征，因而在實施的過程中可能會給中低收入者帶來非常大的麻煩。

　　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制定政策時出現了實用主義的趨勢。我比較擔心個稅證明和當年的戶籍管理制度一樣，被附加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一些外來務工人員，由于缺乏個稅證明，而無法享受城市的公共資源。

　　劉佐：目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實行分項征收，規定的征稅項目除了工資、薪金所得以外，還有10個項目，即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對企業、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利息、股息和紅利所得，財產租賃所得，財產轉讓所得，偶然所得，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征稅的其他所得。個人除了直接繳納個人所得稅以外，通常還要負擔很多間接的稅費，如在商店購物時支付的商品價款中包含的增值稅、消費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在租房時支付的房租中包含的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和教育費附加。

　　從形式上看，這些稅費是由賣方而不是由買方直接向稅務機關繳納的，但是在實行價內稅的情況下，這些稅費通常是由賣方通過提高價格的方式轉嫁給買方負擔的。對于中低收入者來說，其間接稅費負擔通常會大大超過其直接稅費負擔。因為這部分人的收入比較低，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項目的開支占其收入的比重很大。而在我國現有的稅務制度中，間接稅是難以統計的，如果僅將個稅視為個人的納稅行為，對中低收入者是不利的。

　　個稅之外，很多稅費憑證都應被承認

　　問：對于外來務工人員，用個稅來衡量他們對城市發展的貢獻是否合適？除了個稅還有什么可以作為衡量標準？

　　喬新生：不能因為他們沒有個稅證明而否定他們為城市發展作出的貢獻。只要是一個城市的勞動者，就是在為城市的發展作出貢獻。如果只看個稅證明，會出現新的歧視，會否定普通勞動者的價值。

　　劉佐：個人除了繳納個人所得稅以外，還可能需要繳納其他稅收。例如：購買轎車的人不僅需要在購車時繳納車輛購置稅，而且需要在購車以后每年繳納車船稅；購買房屋的人需要繳納契稅和印花稅；出售房屋的人需要繳納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印花稅和土地增值稅；出租房屋的人需要繳納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房產稅；出售股票的人需要繳納印花稅；從事生產、經營的個人則需要根據其生產、經營的具體情況繳納多種稅收。除了上述稅收以外，個人還可能需要向政府繳納一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如從工資中扣繳的社會保險費（包括基本養老保險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保險費和失業保險費），隨營業稅附征的教育費附加等，并取得相應的繳費憑證。從法理上說，個人依法繳納上述稅費以后取得的憑證都應當得到政府的承認。

　　尋求最大公約數，公共資源應統籌分配

　　問：在城鎮化進程當中，如何更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協調城市各個人群的需求？

　　喬新生：城市管理的改革需要統籌兼顧。部分城市出臺外來務工人員享受城市公共福利的政策時，會有部分本地居民不理解；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有關社會管理政策的時候，不自覺地向本地戶籍居民傾斜，使外來務工人員的利益受到損害。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盡可能地做好解釋工作，讓本地居民意識到，資源的配置具有多種屬性，外來務工人員也是城市的建設者，他們有權享有城市公共資源；同時，還應當完善決策形成機制，讓不同群體的人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并且在科學解釋的基礎上，制定有關城市管理的政策。既考慮到本地居民的貢獻，同時要考慮到外來居民的貢獻，充分保障外來居民的合法利益，特別是享受公共產品的權利。同時，政府應當千方百計地尋求最大公約數，千方百計地保護弱勢群體，決不能在政策調整的過程中損害他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