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立在海峽的兩岸，面對著同一段歷史。兩岸的近代史研究，走過了從“不可交流”到“爭議”再到“共識”的一路。本刊特對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汪朝光，就兩岸學術交流在有限的篇幅內予以簡要梳理。
對話
受訪者：汪朝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
抄資料抄到登機超重
青閱讀：臺灣的劉維開先生對您的《1945-1949；國共政爭與現代中國》非常欣賞。據透露，您曾在臺灣把整個抗戰勝利以后，好幾次國民黨全會的記錄全部抄下來了。不知道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
汪朝光：歷史資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因此，大概每個歷史研究者對于那些檔案文獻資料，尤其是那些深藏庫中、從未公開、卻極有價值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總是有特別的敏感與興趣，我也不例外。記得第一次去臺灣時，看到那些有關民國歷史的檔案文獻資料，確實非常興奮，覺得猶如打開了解讀歷史秘密之窗，恨不能都抄下來或復印帶回，不過，史料無窮盡，這樣的想法也只能是想法，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只能就自己所能盡量搜集更多的材料。
說個趣事，那些抄錄或復印的歷史資料，總覺得很珍貴，回來時坐飛機，舍不得托運，怕丟了，只能拎著無比沉重的箱子上飛機，在放入行李艙時，空姐過來幫忙，剛一接手，便“哎喲”一聲，“怎么這么重呀”！按規定隨身行李只能帶5公斤，而我的那箱資料是17公斤，嚴重違規，好在她表示理解，沒有罰我的款，裝的不是奶粉，而是學術資料，哈哈！現在比較簡單，多數情況下都是用電腦工作，抄再多的資料，一個半斤重的硬盤就足夠了！
1982年美國兩岸學者初次遇見
青閱讀：據我目前了解到的，兩岸近代史學界的交流，最初始于1987年蔣經國的解禁。據說當時兩岸學者的交流既不是在臺灣，也不是在內地，而是在美國，當時兩岸碰頭，經常會有紛爭？不知道您是否親歷這樣一個階段？當時爭議主要集中于哪些問題呢？可否舉例一二。
汪朝光：由于歷史的原因，兩岸長期處在對立狀態，學界也幾乎沒有任何交往。這種情況在80年代逐漸有了變化。目前所知的兩岸學界初次交往確實是在美國。
那是在1982年，還是在臺灣“解嚴”之前，美國學者邀請兩岸各自組團，參加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亞洲研究年會”有關辛亥革命的專場學術討論會，因為兩岸都尊崇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所以那時也就這個話題還可以將兩岸學者聚在一起。大陸學者由著名歷史學家、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先生帶隊，臺灣學者由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先生帶隊，有意思的是，兩岸的帶隊人都是當時兩岸有關各自執政黨歷史研究的最高主管。
因為彼此不了解，據說兩岸學者行前都有內部討論，對于會議期間可能出現的情況作出預案。會議開始時，兩岸學者都比較嚴肅謹慎，除了學術討論，基本沒有其他交往，但是等到會議結束時，情況就有了變化，雙方也有了一些學術之外的往來和話題，畢竟大家說的是同一種語言，而且都好吃中國菜，都能喝點也愿意喝點中國白酒呀！
當然，雙方的學術觀點還是有許多不同，比如關于辛亥革命的性質，大陸學者認為是資產階級革命，而臺灣學者則定義為全民革命，圍繞這個話題，大家有許多的爭論。兩岸學術的交往便是這樣起步的，或許當年那些兩岸學術交流的先行者也不會想到，二三十年之后，兩岸學術交流能夠達到今天這樣的廣度和深度。
1991年內地
首次舉辦兩岸學術交流
青閱讀：社科院近代史所邀請臺灣學者來內地，是在上世紀90年代嗎？第一次在內地的兩岸學術交流，您親歷了嗎？那是一段什么樣的過往？
汪朝光：社科院近代史所與臺灣學界的學術交往大約開始于1991年，因為是辛亥革命80周年紀念，兩岸對于這場革命和孫中山先生又有較多的認同，所以以此為契機，互相邀請對方參加己方組織的學術討論會，由此開始了進一步的交往。那時我還是青年學者，未曾實際恭逢其事，只能是在外圍幫點忙而已。
“大陸多年不見的朋友
在臺灣的檔案館里相見了”
青閱讀：據了解，1996年臺灣檔案全部開放，許多大陸學者前去。除了寫出《1945-1949；國共政爭與現代中國》的您，還有哪些人和事讓您印象深刻呢？
汪朝光：臺灣的近代歷史檔案，從90年代開始逐漸開放，吸引了許多學者前去從事研究。而且隨著兩岸交往的日漸密切和學術環境的寬松開放，越來越多的大陸學者在利用臺灣的檔案文獻從事研究工作，如今在臺灣的檔案館里，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大陸學者的身影，甚而是在大陸多年不見的朋友，倒是在臺灣的檔案館里相見了。
就近代史研究而言，利用臺灣資料作出有影響成果的學者可謂比比皆是，比如我們近代史所的學者楊天石教授，有一段時間大概年年都去臺灣，非常善于搜集歷史檔案文獻資料，許多臺灣學者還沒有開發利用的資料，都被楊老師在第一時間用上了。
他據此寫出的著作，不僅蜚聲學界，而且非常可讀，在社會大眾閱讀的層面也很受好評。我每次出差在機場逛書店，都能看到楊老師的著作擺放在顯眼位置，這也可以說是學界利用臺灣史料研究而成就的佳話了。
兩岸學界共識越來越多
青閱讀：這二十年左右的兩岸學術交流，大家做學問的角度和史料運用，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呢？其間有無什么讓您印象深刻的互相砥礪的學界佳話？您覺得這些年的兩岸學術研究，共識是否在日漸增多？譬如，以前吵的架現在不吵了？
汪朝光：兩岸的學術研究，就其本質而言，秉承的都是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當然，由于兩岸的環境差異，學者所受的學術訓練有別，關注的問題和做學問的路數也有一定的區別。
臺灣的老派學者比較講求實證，不太重視理論，特別講究史料的豐富和可靠，而新一輩學人，受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影響，比較注重理論分析和框架構建。大陸學者，對于歷史的研究有個從宏觀思考到微觀觀察的轉變，最近若干年來都比較注重個案研究，但年輕一代的學者也開始受到社會科學方法的影響，這方面兩岸有相似性。而且，兩岸的中年以上學者過去更多關注的是政治、外交方面的“大”歷史和“硬”歷史，而最近若干年以來，越來越多的青年學人開始更多關注社會、文化方面的“小”歷史和“軟”歷史，兩岸歷史學的發展趨勢在這方面是有相近之處的。
兩岸學者關于歷史研究的方法、運用的史料、論證的過程、得出的結論，現在的共識越來越多，包括在過去認為是比較敏感的方面，也都能客觀看待。比如大陸學者會如實肯定蔣介石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臺灣學者也會注意到蔣介石的獨裁專斷、戰略失策。分歧當然還是有，學術觀點是不必也不能“輿論一律”的，但與過去政治意義的分歧有別，現在即便大家的看法有分歧，多半也是學術方面的分歧，可以平心靜氣地討論。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朱玲
故事
“善意的批評，比虛假的奉承使人受益”
1999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上，刊登了內地學者楊奎松對臺灣學者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版）的批評。
文中，楊奎松談及了自己對陳永發新著的四點印象： “銳意求新，但尚有欠缺”、“研究深入，但著力不均”、“ 客觀平實，但規范不嚴”、“議論風生，也有可商榷之處”，對觀點的偏頗、史實的出入提出了細致到頁碼的異議。
在“寫在結尾的話”中，楊奎松稱，“陳永發教授是筆者的朋友，并且可以算是筆者的學長。在讀過他的這本大著之后，筆者也有過片刻的猶豫。但我還是冒昧地把這篇可能多少挑剔的、并不十分全面的書評寫了出來。我很感謝陳教授同意我發表這樣一篇尖刻的評論。我相信，善意的批評遠比虛假的奉承更能使我們大家受益。”并透露“本文乃應臺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部所約而成，并已刊登于該通訊”。
陳永發后來據此批評修訂了著作，兩位學者之間的友情也由此得以升華。
聲音
王奇生：
我們互相反省自己，
我們客觀嗎？
我回想我十一二年前，在臺北參加了一次民國軍事史的研討會。那個會上面是這樣的，有大陸的學者跟臺灣的學者，是為了一些基本的問題在爭論，我們這邊叫解放戰爭，他們叫剿匪抗亂。我們的差異很大，但是我們今天的書是叫國共和戰。當時我們提出來，我們兩邊都放棄，我們也不談解放戰爭，你們也不談剿匪抗亂，我們叫國共內戰。我們兩岸學者基本上都認同國共內戰，但是當時有一批國民黨的老兵來旁聽我們的會議，結果他們聽到我們說要用國共內戰來概括的時候，他們痛哭流涕，因為他們是從戰場上走過來的，他們就認為這哪兒是國共內戰？
我們的歷史研究者已經太冷靜了。所以這樣一個歷史變化之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這些年來，臺灣方面的資料開放，大大促進了這塊歷史的研究。還有一點，除了檔案的開放之外，也在于兩岸學界的互動。兩岸學界恰好它不是一個聲音，我們在互相反省自己，我們的立場客觀嗎？為什么人家會這么說？不僅去反思，我的立場是不是客觀的，是不是中立的？這是我們學者之間兩岸的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年來，劉維開教授的書能夠在大陸出版，書里面的觀點我100%接受，任何質疑的地方都沒有。幾乎我們兩岸學者坐在一塊討論，這個歷史已經很難分清彼此。
（摘自2013年7月北京大學教授王奇生在臺灣學者劉維開新著內地首發式上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