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街頭的小店
香港街頭的水果店
香港街頭
到處都是小店
這是郎咸平的一個演講主題。
去過香港，那里真的沒有大超市。街頭到處是小店，尤以三四十平方米的便利店居多。當時在想，是不是香港地皮貴，大超市占地多，入不敷出才無法在香港立足。
郎咸平說了一些有意思的數據：在中國，如果開一家小商店，有15種稅費，和家樂福、沃爾瑪這樣的大超市一樣，其中包括5%的營業稅，17%的增值稅。而在香港，小超市、小商店稅費全免，只有兩種稅，一是千分之一的注冊資本金，二是利潤稅，賺了錢之后只要上繳17%的利潤稅，如果不賺錢呢，就不用交稅。
兩種完全不同的稅負，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在中國，小店稅負高，它無法從規模上取勝。而大超市有規模優勢，又可以聘請會計師幫著合法避稅，所以大超市的日子過得非常滋潤。小店因為“斗”不過大超市，久而久之，大超市就有了定價權，還可以綁架供貨商，擁有了價格壟斷權，本來超市里的物價應該比小店要低，但實際上我們在小店購物時，小店老板經常會告訴你：“這商品在超市里要貴多少錢。”這其實是非常可笑的事情，超市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個“宰人”場。
而香港剛好相反，小店稅負非常低，東西也便宜，大超市在價格方面根本無法與小店競爭，這就是香港沒法開大超市的真正原因。
在內地，
有“沃爾瑪一公里死亡圈”的說法
在內地，有“沃爾瑪一公里死亡圈”的說法，意思是如果一個城市里開出一家沃爾瑪，那么在它一公里范圍內，其他零售小店將遭遇毀滅性的打擊。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大魚吃小魚”的現象，但實際上根源卻是稅負問題。
現在地球人也知道香港的稅負低，從奶粉、時裝到iphone、ipad，最好到香港去買，珠三角地區的消費者跨過羅湖橋等出境口岸到香港購物，已是尋常事，而每年圣誕、春節期間內地的赴港購物團，也成了內地旅行社主打的游線之一。
商務部曾做過一項調查，手表、箱包、服裝、酒、電子產品五類產品的20種品牌高檔消費品，內地要比香港貴45%，比美國貴51%，比法國高72%。如果想買價值10000萬元的商品，選擇去香港，足足可以節省約5000元，這節省下來的錢可以讓消費者在港澳進行一次一周游，花同樣的錢，卻能旅游購物一舉兩得，實在太劃算了。
香港的低稅收政策理念在于“放水養魚”，在財政盈余的前提下，始終堅持與民分利、藏富于民，共享經濟繁榮。其理念讓人贊嘆。據統計，2010年，香港富裕人口增長率達33.3%，連續兩年位于全球之首。不論社會平均財富，還是最富有的人，低稅負的香港在兩岸四地、亞洲乃至全球，都可圈可點。
越南“國窮民富”現狀
值得我們深思
香港的稅負是我們的一面好鏡子，值得我們借鑒學習。而我們呢，各種民生商品和服務，只聽漲價聲，不見降價聲，民眾提出降低稅負或將稅收更大幅度地向民生領域傾斜，有關部門的決策者們總是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或者環顧左右而言其他。其實，高稅負是不利于經濟長期發展的，只不過被民眾忍受著。
中國是一個國富民窮的社會。近年的“三公”問題，又頻頻曝出濫用“納稅人血汗錢”的新聞，看看這些政府部門用掉的錢，想想政府手中的錢真是多得可怕。去過鄰國越南，此前總認為越南人民非常貧苦，到了越南之后，才發現根本不是這么回事。越南是一個“國窮民富”的國度，在河內，據說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從事零售業。走在河內街頭，到處是小商鋪，人們過著悠閑的生活。帶團的導游告訴我，越南人開店不需要什么費用，稅負非常低，價格也便宜。因此在越南也是見不到大超市的。越南人出行主要靠摩托車，他們一次辦證終生使用，此后不需年檢，也沒有什么年檢費。更讓我感慨的是，從下龍灣乘車到河內，五個小時的路程，竟然沒有一個收費站。
據2008年數據顯示，越南只有不到3%的國民要繳所得稅，而且個人所得稅占稅收比重不到3%，稅收主要來自企業營所稅。曾有消息說，越南30萬名公務員，只有總理一個人達到所得稅稽征標準。
還利于民
還是與民爭利
還利于民還是與民爭利，這其實是理念問題，但時至今日，我們仍然沒有厘清。
我們建立了龐大的稅收體系，稅收績效和手段可以用“威猛”來形容。我有一朋友，開了一家網店，剛剛開始賺錢，有位記者為他寫了一條新聞稿，結果第二天稅務人員就拿著報紙找上門來了，要求查賬補交稅款，還要罰他的款。
《南風窗》曾刊載過一篇文章，談及中國取消農業稅的“現實條件”。文章說，好多稅種設計時就不計成本，收1塊錢的稅，哪怕5毛甚至8毛的成本也在所不惜。最典型的是農業稅，北京在廢除農業稅前能收約8000萬，直接成本就有6000萬，全國可征600億，成本可想而知。如果農業稅征收成本低一些，是不是還會繼續征下去呢？
都說一切發展都是為了人民，但國富民窮，貧富懸殊，已與我們的愿望背道而馳。生產與分配的關系，這是一個“天問”。讓老百姓富起來，讓老百姓活得有尊嚴，有幸福感，并不僅僅依靠發展生產就夠了，還得讓利于民，不與人民爭利，時刻想著讓人民群眾共享發展的成果，這才是我們的宗旨，這才能維護社會和諧，走向更好的發展。
“稅負是否過重”，現在不僅僅只是一個話題，而且成了大家的一種切身感受。
房產稅、物業稅、車船稅、煙草稅……各式稅種“粉墨登場”，都言之鑿鑿，都說“加稅有理”。 稅收是財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稅收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是一種二次分配手段，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增進社會公平的“調節器”，但面對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稅收有沒有實現公平？也就是說，條件相同的人應該納相同的稅，條件不同的人應納不同的稅，無論哪種稅都要與納稅人經濟狀況相適應，但普通民眾對于稅收卻感到是在“劫貧濟富”。
要讓納稅人感到幸福，道理非常簡單。稅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政府把稅收上去了，如果把人民的福利搞上去，稅負再高人民也會高興。
國外一些國家的稅收具有鮮明的“民生”導向，如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和公共服務，開支一般占了稅收的70%-80%，政府自身消耗所占比例很小。而我們剛好相反，政府的民生開支只占總稅收的30%左右，而政府本身消耗了大量的稅收。
這也許就是民眾對于當下稅收不太美好的感觀和體驗的根本原因。稅收與民眾的關系，就像水和魚，蓄水才能養大魚，魚缸里的水抽取得太多，魚就少了生存空間，惴惴而不安，自然少了“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