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遭遇五重“玻璃門” 后天資源分配嚴重失衡

　　中新網11月30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新聞周刊發表文章《民企遭遇五重“玻璃門”》稱，民營經濟客觀上存在著先天不足，但后天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才是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

　　“民營企業基本上仍處在自生自滅的狀態”，中國王碼集團董事長王永民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作為一家具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王碼集團的王碼五筆字型技術在聯合國總部、東南亞各國以及國內的數千萬臺電腦上得以使用。“但我們很窮，2009年4月我們連每月700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只好向別人借了4萬塊錢。如果每臺用我們技術的電腦只需給我們10塊錢，我們就可能有6億元支持企業的運轉”，王永民說，他把自己辛苦掙來的稿費等都投在了公司里面。

　　五筆字型的大范圍普及和應用，為王永民贏得了一系列的榮譽：當代畢昇、全國勞動模范、影響中國改革30年·30人、北京市十大杰出人物……“我得到了很多的關懷與榮譽，但這些都沒有帶給企業實質的好處。”

　　“除了在1982年的研究階段，時任河南省副省長的羅干給過10萬元外，此后的二十余年間從未得到過國家的一分錢”，王永民說，2008年1月8日，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王碼五筆字型獲得2007年度國際技術發明獎二等獎，這一次得到了10萬元的獎勵。

　　“像我們這樣的技術，假如在美國硅谷將會是怎樣一種景象？但我們一直在撐著，真的不忍心把這樣一個屬于中國的技術專利轉讓給國外。那會讓人很痛心。”

　　這是當前民營企業遭遇困境的一個案例，但不是特例。

　　已經占據國民經濟半壁江山還多的民營經濟，一直是一年多來決策層在應對危機振興規劃中多方支持的重點，也是一攬子計劃中頻頻側重的重要內容。但從一年來的實際情況看，“政府投資熱、民間投資冷”的局面并未改觀。

　　“隨著后危機時代的到來，盤活民間資本顯得更為重要。”采訪中，不少專家建議，國家應該在未來的政策導向上，真正著手激活民營經濟。重點要通過體制改革，降低投資門檻，進一步向民間資本開放電信、金融、石油、鐵路等壟斷性較高的領域，調動民間資本積極性，為保持經濟社會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失機“4萬億”

　　據《瞭望》新聞周刊了解，今年上半年，四川等一些省市民間投資占社會投資的比例尚不及去年同期水平；廣東1～8月民營經濟投資僅增長4.7%，遠低于國有經濟62.9%的投資增速。而與此同時，廣東省上半年全省國資監管企業的資產總額14268.37億元，同比上升了11.29%，實現了兩位數的增值。

　　全國范圍內，城際軌道、地鐵、鐵路、高速公路、機場港口、電廠水廠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項目建設都閃現著國企的身影。采訪中，多位國有企業人士承認，在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由于參與重點項目建設，配合宏觀擴內需保增長政策，金融危機反而成了企業發展的良機。

　　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認為，這種景象不但與民營經濟的比重不符，更不利于中國經濟真正實現復蘇。事實上，民營經濟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繁榮和活力的象征，目前經濟增量的70%～80%來自于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對全國GDP的貢獻已達65%，其提供的城鎮就業崗位占全部就業崗位的75%以上。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也對本刊表示，國際金融危機讓原本受制于多種因素的民營經濟雪上加霜，“盡管民營經濟客觀上存在著先天不足，但后天資源分配的嚴重失衡才是制約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而且，目前民營企業在不少領域的市場準入還不如外資企業，對外開放遠大于對內開放，在許多行業都無法真正享有“國民待遇”。

　　遭遇五重“玻璃門”

　　“國有企業融資渠道很方便，而民營企業就很難。”談到民營經濟發展當前面臨的難題，中國天貝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陳冬春坦言，在許多方面，民營企業沒法和國有企業享受同等待遇。他進一步表示，當前對于中小企業來說最大的難題還是資金問題，而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很復雜，“首先要擔保，沒有擔保是不可能的”。

　　受訪專家表示，多年來，民營經濟的發展仍然受到多方面資源和體制的限制，其中主要包括政策資源、資金資源、生產資源、人力資源和環境資源的“瓶頸”或不平等。這五大瓶頸猶如五道對民營經濟緊鎖的“玻璃門”，令民營企業創新和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

　　在政策資源方面，制定時往往對大企業考慮較多，而對民營企業關注不足。劉迎秋表示，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產業振興規劃強調“大”或是強調“強”的比較多，對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關注不夠。在啟動內需的過程中，財政的投入力度不小，但是真正投入到中小企業中的比重非常小。

　　例如，財稅政策方面，國家雖有一系列的政策，如國務院《關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有對中小企業的優惠政策，但是政策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從財稅收入考慮，很難主動執行。

　　在資金方面，當有的國有大企業拿到銀行貸款后，因產能過剩選擇把資金存在銀行時，民營經濟卻一直受困于融資難、資金不足。劉迎秋說，在信貸方面，中小企業因其擔保能力一般比較弱、信用記錄可能不完整等先天不足，融資方面所能給的平臺機制不健全，獲得的信貸支持很欠缺，絕大部分的中小企業仍然面臨著融資難的困境。

　　王永民直言，“銀行都是嫌貧愛富的。”中小企業承受經濟沖擊的能力相對較弱，所以對于開展傳統型商業貸款的銀行來說，對中小企業信貸風險控制的方式和效果就沒有大企業明顯。而且利潤也無法像大企業那么可觀，不足以覆蓋銀行前期的調查成本。所以，銀行不愿意花精力花成本去調查中小企業。

　　阿里巴巴集團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云也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表示，許多銀行的貸款并沒有進入到中小企業。他舉例說，有銀行行長曾對自己表示，已經為中小企業提供了兩千萬美元的貸款。但阿里巴巴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87%的中小企業僅僅需要不到六萬美元的貸款，因此這兩千萬美元的貸款肯定是貸給了大企業而不是中小企業。”

　　在生產資源和市場準入方面，電信、金融、石油、鐵路等優質資源都被國有企業壟斷，有的已形成固有的幾大巨頭。民營企業要進入這些領域，首先可能面臨投資大、實力不濟的問題。即使勉強進入，也難以和寡頭們競爭。劉迎秋指出，與此相反，中小企業大多集中在競爭比較激烈的制造業領域，而且多數與生活用品相關，尤其是一些外貿出口企業。一旦外部需求減少，就會對民營企業造成較大的沖擊。

　　人力資源方面，劉迎秋認為，因為規模比較小，很難實現高人力資本的投入。民營企業人力資本的結構不盡合理，水平也比較低，受過高學歷教育的職工所占的比重還比較小，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與此相反的卻是企業生產成本的上升。

　　陳乃醒為本刊分析，一方面，由于企業職工的社會保險以及最低工資水平的要求，使得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大幅增加，部分地方甚至出現招工難的情況；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上升、稅收中的老問題沒有解決等一系列其他因素也間接或直接地增加了企業的成本。

　　除此之外，有企業負責人表示，在土地資源以及環保限制方面，民營經濟和國有經濟也難以做到一視同仁。以環境保護為例，環保的要求對許多國有企業放得比較松，對民企卻卡得很緊。

　　繼續松綁民營力量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經濟平均保持了9%以上的增速，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發揮了人力資源的優勢。人力資源優勢作用的發揮在于就業，民營經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陳乃醒說，在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的過程中，我們形成了市場機制、民營經濟、中小企業、城鄉互動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物美價廉的競爭理念等幾種模式，這構成中國奇跡的堅實基礎。

　　王永民坦言，民營經濟從無到有，從不承認到承認，再到加以支持，民營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不過，民營經濟作為新興的經濟群體，其發展也良莠不齊。許多企業在價值取向方面往往市場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有的甚至干個一年半載，發了財就完了。短線的比較多，長遠考慮較少。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營企業所能獲取的支持。而目前在對企業的評估過程中，往往缺乏公平公正。“參與評估的專家中，部分只是因為達到了一定的位置，說話比較有分量，但本身對項目根本不懂，瞎評價。這也就是為什么上海‘假芯片’能騙取國家那么多資金的原因。”

　　除此之外，王永民認為，民營企業發展缺少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部分官員官本位思想嚴重，往往是誰有關系，項目就給誰，誰就能獲得資金支持。在民營企業的發展中甚至存在著灰色地帶，民營企業要獲得某些支持就不能不靠金錢或其他利益來打通“關口”。

　　中國企業聯合會研究部博士繆榮提醒，現階段，即使以前發展比較不錯的民營企業也出現了徘徊、后勁不足的局面。繆榮指出，進入中國企業500強前100位的民營企業數量在不斷減少，近三年來，分別是6家、5家、4家，民營企業進一步做強做大遇到“瓶頸”。民營企業在投資進入基礎行業和壟斷領域時不僅遇到很大障礙，在去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甚至已經進入壟斷行業的民營大企業也在退出，或被國有大企業重組。我國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對一些民營企業產生“擠出效應”，不少行業出現“國進民退”現象，民營大企業的發展信心受到傷害。他認為這些也需要引起重視。

　　在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的作用下，GDP增長8%已經沒有懸念。不過，經濟增長靠政府投資拉動也成為經濟增長不穩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后危機時代如何深化改革，給予民營企業創新的余地，釋放出創新的空間，帶動民營經濟積極性顯得越發重要。

　　繆榮對本刊記者表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民營企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有新的認識，現有的部分涉及民營企業的體制和政策需要作出調整，從而為民營企業進一步做強做大做久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