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看諾貝爾經濟學獎 茅于軾：國人拿獎還需20年

    中央黨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制度應當成為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因素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奧利姆·威廉森獲獎，實際上是把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制度經濟學”。前者論證了除政府和市場以外的其他的創新組織，包括集體組織，可以更好地管理資源，并且深入地研究了公共管理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后者對科斯的交易成本說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企業的邊界給予了論證。

    制度經濟學不同于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增長經濟學，包括早期的發展經濟學，它們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作為經濟運行和發展的內生因素來研究。

    經濟學不是哲學，它必須能夠學以致用，能夠對當前的經濟難題提供合理的解釋甚至解決的路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過去關于資產組合和資產定價等方面的復雜的經濟學理論，也曾經獲得過諾獎，但是它們被一些投資機構用來創造復雜的金融產品，而普通人對其學習的成本又很高，政府與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監督管理不到位，反而導致了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此次將諾獎頒給上述學者與他們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經濟學獎勵方向的調整。

　　從新制度經濟學廣泛的意義講，在投資人與復雜的基金產品之間信息不對稱，并且投資人學習成本很高的情況下，如何設計一種監督管理風險的制度供給，來滿足金融機構信息透明化和政府替民眾監管，而減少信息了解及其學習成本，并有效防止金融機構及其高管們的道德行為最終變成金融災難的制度需要。

　　本次諾獎經濟理論，對于中國的實踐指導，也是有普遍的參考和啟示意義。比如，如何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形成第三方組織，對于生態環境、淡水、礦產等這樣的公共領域和公共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再比如，對種植和養殖等生產領域，其組織形式應當如何確定，其組織的規模多大，其經營體的邊界在哪里？它們需要結構較為復雜的大公司來管理嗎，它們需要人民公社式的集體組織方式嗎……如果組織的復雜性和成本大于其簡單的生產和收益時，組織肯定不能生存；而用一個簡單和小規模的組織方式，去應付復雜的生產經營局面時，如一個家庭組織去管理和經營一個或者多個特大型和現代化的鋼鐵廠時，企業內部組織的規模太小，太簡單，其也無法運行和生存。這就是企業的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