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嚴”與“民富”的政策性表述

　　再有兩個月，時光之河就要流進2011年了。2011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十二五”規劃的起始年，也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紀念。在這兩個時間的節點到來之前，十七屆五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就顯得十分重要并且意義深遠。

　　為什么這樣講呢？

　　筆者以為，首先，它對今后5年中國發展的走勢與態勢能否良好與穩健，對實現執政黨勾勒的小康社會的愿景，極為關鍵。早在上世紀中期即將完成“一五”計劃時，毛澤東就這樣預言：“再過四五十年，就是2001年，進入到21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加要大變。中國將變成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到了2008年，胡錦濤總書記則宣布，“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并稱這是一個“偉大目標”。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算出來，今天距離建成這個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的目標，僅剩下短短的十年光景了！換句話說，就是只剩下再實現兩個五年規劃的施政空間了。這猶如接力賽的最后一棒，確實是時間緊迫、時不我待呀！

　　其次，人們之所以說，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十分重要，還在于《建議》的背后是執政黨必須直面并且著力解決的中國在轉型期中出現的種種矛盾。今天中國社會的特點歸納起來，就是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社會矛盾的突顯。具體表現為：經濟高速增長，但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社會財富多了，但財富的分配存在不公平；工業產品的數量和品種很多，但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不強；民生大幅度改善，但公共服務領域發展滯后；城市化率迅速提高，但城鄉二元結構依然突出；節能減排成績顯著，但生態文明建設的壓力極大；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瓶頸關”“貪腐關”仍未突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大增加，但在全球經貿關系中的話語權仍然有限；產業升級的步伐加快，但提高產品的科學技術附加值的問題依然得不到有效解決。

　　我們把這些矛盾列舉出來，再與《建議》一一加以對照，就會發現，中國執政黨對轉型期遇到的種種矛盾，態度很明確：一不回避、二不畏懼、三不止步。這個“不止步”的內涵就是不倒退，繼續推進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的改革。《建議》非常明確地指出：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強大動力，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這既包括了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也包括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人們注意到，《建議》在淡化GDP的同時，更加注重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要求，即以人為本。具體來說就是要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等一切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關注民生部分，我們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建議》充分吸收了近年來社會公眾輿論，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大部分為普通勞動者）的強烈訴求，把“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放在了今后五年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的突出位置。

　　請注意，努力實現兩個“同步”，并不僅僅是為了應對社會輿論，穩定社會情緒，維護社會公平，更重要的是只有實現這兩個同步，才會使中國走入一條以居民最終消費拉動經濟的健康軌道。而強調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則是對“血汗工資”狀況的否定，也是對其他分配因素（如“資本”特別是虛擬資本）的一種客觀節制。說到底，這是還勞動者以尊嚴的政策性表述。只有民富才有真正的國強，這個道理就是這項政策建議的基礎。

　　而在統籌兼顧方面，《建議》透露出的是新意和創意。這不僅是對十年來東中西部階梯式推進以及對東北老工業區改造的經驗總結，也是對如何打破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狀態有了較之以前更加清晰的原則思路。這個富有創造性的思路歸結成一點就是：構筑區域經濟優勢互補、主體功能定位清晰、國土空間高效利用、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區域發展格局。我相信，這種思路一旦有了細致的政策拆分，對中國中部和西部來說無疑會是一種福音，同時也會加強中國各大經濟區域的聯動與互動。

　　說到“福音”，我想今天世界經濟能夠不崩盤的最大福音，就在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作出的獨有貢獻。盡管今天有人依然在喋喋不休地拿人民幣匯率炒作，但持續兩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已經在證明：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中國好了，世界得利。可以相信，溫家寶總理在聯合國講的這句話，在未來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的實施中，也一定會再次得到印證。（秦曉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