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面對的一個很現實問題就是就業問題。如果歐美經濟持續低迷，出口增長減緩，那么民營企業、特別是傳統的以勞動力成本為主要競爭力的勞動力以及房地產調控之后從房地產退出來的一部分勞動力，這一部分的就業轉移到哪里去，直接涉及經濟轉型的進展，以及中國社會的穩定，所以相應地就要給它找一個新的增長點。
那么，加速城市化，放松服務業的管制，打破壟斷就成為必須走的那條路。比方說出租車，一方面出租車不容易打到，另一方面呢，你又申請一個出租車牌照很難，所以作一個簡單的假設，如果真的允許你買一輛車，掛一個牌照就可以申請一輛出租車的話，它就會吸收很多的就業，當然它也有管理方面的問題，但確實能吸收很多的就業，它就不會被比較高的審批門檻來設置過多的中間環節，過多的行政審批。
如果要做一個簡單的類比，我印象中上個世紀90年代時，每年冬季，北京的每個單位都要專門組織儲存過冬的大白菜，家庭買不少儲存在陽臺上，北京市也是作為十分重要的工作，街上經常出現長長的排隊買大白菜的現象，現在放手交給市場之后，運行得井井有條。所以要激活新的增長點，簡單一點地判斷，就是看哪些地方排隊排的長，排的越長，說明現在的管理制度效率越低，解決的不好，借鑒大白菜的做法，放開交給市場來做。
前段時間，有一個中央媒體在經濟工作會議之前，詢問一些學者對經濟工作的建議，其中一個題目就是讓每個人談一個當前最急迫的問題和建議，我說最急迫的問題就是要激發民營經濟的活力，要扭轉審批越來越多，商業成本越來越高，壟斷企業的力量越來越強大，降低經濟活力的問題。我們要拿出足夠的勇氣來打破這個壟斷，降低這個門檻，讓更多的民營企業進入以前不能進入的領域，比如教育、醫療、通訊等，這不僅可以促進經濟轉型，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并有利于社會穩定，同時也有利于提高經濟的活力。
我們看到，溫州和鄂爾多斯這些地區出現了局部的高利貸問題，其實背后反映了中國的民營經濟轉型缺乏方向的迷茫感。現在低端出口難度越來越大，所以在沒有其他領域投資的情況下，要么轉向房地產投機，要么轉向礦產投機，要么盲目地轉向自己難以承受的資本投資規模龐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
溫州的問題反映了產業升級的迷茫，也反映了國民經濟結構轉型的迷茫。國民經濟要引導民營企業進入新的領域，讓中國的民營經濟有盈利的空間，而不僅僅是房地產、資產這些炒作投機里面，這對中國經濟的轉型是十分關鍵的。
現在，中國經濟進入到一個相對的中速增長期，有利于促使政策出現明顯的突破，比如放松管制的措施，比如擴大內需，比如減稅，包括社保、醫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等等，再比如說我們向農村的投資，還有圍繞民生、文化的投資，都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重點，也包括在服務業放松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