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宏觀經濟政策走向來看，當前重視的還是“硬投資（基礎設施投資）”，而忽略了“軟投資（技術創新和研發投資）”。這很可能只關照了短期的經濟增長，而導致長期經濟競爭力和增長質量下降。
事實上，“中國制造”是實現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當前一個非常現實而嚴峻的問題是，“中國制造”面臨低端“被鎖定”的風險。許多中國企業面對外國競爭，不愿進行長遠的創新投資，而是著眼于如何擴大投資規模，因此往往造成產能過剩，甚至投資無效。橫向比較來看，同樣是制造業大國，在過去十年時間，中國企業的研發支出占銷售收入的比重比日本公司平均值低7倍。由于技術投資水平低，很少有中國企業能像當年的日本企業實現價值鏈攀升，從而在高端領域挑戰美國公司。
“中國制造”的低成本與國際資本、技術相結合創造了全球化紅利，也使中國極大受益于全球化紅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歐等國將傳統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到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
中國緊緊抓住這一全球化分工的機遇，大力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迅速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日益成為全球生產制造基地和各類制成品出口基地，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持續上升，靠龐大的出口制造出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中國也由此迅速崛起為全球貿易大國。
入世十年來，我國的貨物貿易額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規模增長了4.9倍，進口規模增長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達到9.6%，成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并積累了大量的貿易順差。但仔細分析來看，中國貿易順差的最大制造者是海外跨國公司。最近十余年，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大，很大程度上是外資企業拉動。以2008年為例，中國出口商品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商品出口的順差為1706億美元，占順差總額的57.7%。另外，加工貿易順差達2968億美元。
由于資源豐富且價格低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通常高于發達國家的資本邊際收益率，由此全球生產性資本根據資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潤極大化原則進行配置，壓低要素價格提高資本利潤率。中國目前的資本占勞動比只是國際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國的十分之一。就勞動力成本而言，過去近30年，我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1998年到2008年，工業企業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中國靠的是透支要素紅利支撐的高增長。然而，未來中國的“人口紅利”優勢將會逐步衰減，勞動力供給增速下降、整體經濟進入了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這樣制造業部門的利潤可能越變越薄，資本回報率將持續下降，“中國制造”既往的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喪失。
歸根到底，國與國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的較量最終取決于創新能力。一般而言，技術進步對GDP的貢獻率超過70%，創新生產率對GDP的增長貢獻率超過50%，R&D經費占GDP的比重超過2%，對外技術依存度小于30%等是國際上比較共識的創新型國家的基本標準。盡管美國債臺高筑，財政捉襟見肘，但在科技投入上卻并不吝嗇。以2007年為例，美國R&D經費3682.7億美元，占GDP的比重達到2.68%，人均R&D經費1265.7美元。與之相比，中國目前R&D經費487.7億美元，占GDP的比重僅為1.49%，人均R&D經費僅為37美元。
再從企業研發投入強度看，我國與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的差距也非常大。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抽樣調查，2010年我國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比重為1.2%，分別低于美國、德國和日本3.5、2.6和1.7個百分點；人均研發投入為2900歐元，分別相當于美國、德國和日本的18%、22%和36%。
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轉變發展方式、重建國際競爭優勢和提升國際地位正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戰略任務。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所指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在一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二次工業化，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發展高附加值的制造業，比如先進制造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環保、信息等新興產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
同樣深陷債務泥潭的歐洲，也在為提高競爭力做好戰略儲備。當前，歐洲已經深刻意識到，產業結構老化，缺乏創新能力和科技競爭力，生產率低下，未能適時建立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體，是導致“歐洲僵化癥”長期化和歐洲債務危機的結構性根源，因此，需要盡快調整歐洲的經濟增長方式。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2020戰略”出臺，其優先目標就是要提高歐洲高新技術產業的競爭能力。
總之，大國求變，如箭在弦。從基礎研究、技術標準、知識產權等方面入手，加大科研和新技術領域投資，增強全產業鏈競爭優勢，進而促進“中國制造”的整體升級和創新已經迫在眉睫。（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 張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