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并不新鮮，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已經由西方提出。但最近隨著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的專題討論，以及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書在中國的出版，第三次工業革命成了一個熱詞。
實際上，對“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個概念，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界定。杰里米·里夫金說“工業革命”必須包含“新能源技術的出現、新通訊技術的出現以及新能源和新通訊技術的融合” 三大要素，因此“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新能源、新材料、互聯網、物聯網等不斷融合出來的數字化制造時代。英國 《經濟學人》雜志則簡單地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界定為“數字化革命”，關注點是數字化制造和新能源、新材料的應用，它將改變制造商品的方式，并改變世界的經濟格局，進而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
糾結“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概念本身，可能意義并不大。在上個世紀60年代末，西方學者發表對工業革命的觀點，提出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概念，認為始于18世紀70年代的英格蘭用煤冶煉鐵礦石和紡織工業機械化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始于19世紀40年代的蒸汽機、鐵路和酸性轉爐煉鋼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始于20世紀初的電力、化學制品和汽車的發展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開展以電子計算機、遺傳工程、光導纖維、激光和海洋開發等新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并指出“工業革命的周期一般為50年，開始的15年是蕭條期，接著的20年為大量再投資期，其后10年為過渡建設期，結果導致下一個蕭條期的出現”。回過頭來看當時西方關于“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觀點，似乎并不那么離譜。
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認識，目前主要有三種態度，一種觀點認為所謂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只是互聯網技術和新能源技術兩個概念的嫁接，它聽上去誘人，實際上是一種忽悠；第二種觀點認為目前還難以說新的工業革命已經開始了，但以“信息和遠程通信”為標志的第五次技術革命浪潮和以“納米技術、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電子”為標志的第六次技術革命浪潮，是值得重視的；第三種觀點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初露曙光，中國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錯過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千萬不能再錯過了第三次工業革命。
其實，在信息技術革命剛剛開始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不僅在傳統制造業上取得對美國的全面勝利，甚至資本夸耀可以買下整個美國，但1968年成立的英特爾公司、1975年成立的微軟公司，一發力，一聯手，日本就不但不得不交出“世界工廠”的寶座，經濟還陷入了長期蕭條。
如今，中國和當年日本的處境頗有點相似。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中國的制造業超過美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然而，中國的勞動力、土地、資源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不少制造業企業選擇外遷。例如，今年7月阿迪達斯宣布將在今年晚些時候關閉在華唯一自有工廠的消息時，引起了強烈的輿論關注。
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上臺后，用“再工業化”的概念取代了“后工業化”的概念，美國咬定數字化和新能源三年，成效已經初顯。據報道，已有近40%的美國企業準備把工廠從中國回遷到美國，歐盟也正制定相關政策準備迎接相關企業回流。企業回流并非簡單的搬遷，而是將運用新的生產技術，實現升級換代。
當前，制造業與服務業的界線正變得模糊，個性化生產和自動化生產的未來工業生產方式越來越清晰，而這種生產方式下，勞動成本將變得越來越無足輕重。媒體曾經報道說，一臺價格為499美元的第一代蘋果iPad 平板電腦只包含大約33美元的制造勞動成本，而其中在中國完成的最終組裝成本僅占8美元。在今年3月蘋果的代工廠富士康展示的Iphone4S生產線，電路板都是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的，而工人做的主要是裝料。裝料能不能由機器來完成呢？答案是不言而明的。
值得關注的是，深圳一家生產無線鍵盤和鼠標的企業雷柏公司，引進了一批ABB公司的工業機器人，結果在過去三年的時間里，產值增加了兩倍多，工人數量則從3000多人下降到1500多人。這也許是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最好的現實案例。
歷史的教訓、現實的趨勢、當下的萌芽、中國工業的處境，都讓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傳統的工業發展思路難以為繼，必須尋找新的出路。無論現在熱議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最終會否成為真正公認的革命，無論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模式是否真的靠譜，我們都沒有了猶豫的空間，必須信其有，并立刻采取對策。（郭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