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林毅夫日前在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拋出了中國經濟還能以8%的速度增長20年的論點，此論一出，網上一片質疑聲起。從報道來看，林沒有解釋他提出的論點，只是強調，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和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以及1977年的韓國較為類似，據其判斷，中國未來能繼續以8%的速度再持續增長20年。 .
盡管中國經濟目前遇到了很大困難，但林毅夫的這個觀點并非是一時興起，至少從去年開始，他就在各種場合說過。應該講，以林的學養和在經濟界大佬的地位，雖然他沒有對其觀點做過多闡釋，但肯定不會是胡說。筆者也認為，以中國充足的人力資源優勢、發達的制造業、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再釋放制度改革的力量，在未來二三十年保持年均8%的增長水平，并非不可能。
不過，這必須建立在經濟能夠再平衡的基礎上，否則還按目前的發展方式，不但不可能再造一個經濟增長奇跡，即使鉚著勁兒動用全部資源保持10年的經濟高增長，其所導致的后遺癥遲早會爆發，并吞沒經濟增長的成果。對此，林毅夫也很清醒，他曾說，中國還要調整其內部經濟結構，不能長期擁有大額貿易順差，并需解決收入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社會問題�，F時很多大型銀行只向高收入人士提供服務，而不少國企都獲得政府資助，因此中國應對金融體系和電信等行業進行改革，防止壟斷。此外，中國需解決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本次論壇上，他也強調，只要經濟發展是可持續的，是具有包容性的，其增長率當然是越高越好。
包容是什么？就是可持續發展，就是經濟的再平衡。普遍的一個看法是，中國過去30余年的經濟高增長，是以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系列失衡為代價的，如過度依賴出口與外部需求拉動制造業發展，內需與外需比例嚴重失衡；過度依賴政府投資拉動投資增長，私人投資相對疲軟；過度依賴外商直接投資，國際資本收支結構失衡；過度依賴東部沿海地區，全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過度依賴城市經濟發展，城鄉發展失衡等等。這一系列失衡造成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經濟發展雖然很快，但國民所得不多，致使對經濟健康發展所必需的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多年都啟動不了。
中國的發展方式是所謂粗放式發展，即靠犧牲資源和環境，以及低成本的人力資源優勢，來謀取經濟的高速增長。如果說，在改革初中期，這是必要的，因為那時國家的主要任務，是做大蛋糕，而對一個資本高度稀缺和技術高度落后的國家來說，要吸引外資和技術，就必須用優惠的條件，包括壓縮資源、能源、土地、勞動力等要素的價格；那么，在蛋糕做大后，特別是我們自身的資本也有剩余，在世界各地尋找投資機會時，還以經濟社會發展一系列失衡為代價，就成問題了。所以，這就提出了一個中國經濟再平衡的任務。而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其持續深化更是把此任務的緊迫性凸顯了出來。
首先，金融危機打破了中國經濟對外需的高度依賴。這在今年表現得尤其鮮明，隨著各國為保護本國經濟的發展，紛紛推行保護主義，中國未來的出口壓力還會進一步增大。其次，在危機初期實行的4萬億投資計劃，其負面影響也正在逐步顯現，主要是惡化了投資和消費的矛盾，加劇了產能過剩，擠壓了民企生存空間，并導致房地產等出現泡沫。對于這一點，林毅夫也沒有回避，他在總體肯定4萬億大規模投資幫助中國擺脫危機的同時，也指出房地產可能是這一計劃的副作用，不過他把原因歸之于貨幣政策的寬松，而不是財政政策本身。第三，危機強化了政府干預經濟的傾向，類似限購、限貸的政策對長期的經濟發展，及制度改革并無益處，增大了今后改革的難度。
從林毅夫的思想看，他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偏向于樂觀。筆者也希望如其所言。但上述分析告訴我們，中國經濟若要再造一個20年的高增長，必有賴于自身再平衡難題的解決。還需要指出的一點是，20年8%的速度增長說的是年均，它并不排除在近一、兩年甚至若干年經濟處于一個相對低增長的態勢。（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