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的內涵非常豐富，但其最深厚的根源，來自于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和智慧。中國精神，在內涵上既反映了人類社會共性的文明成果，也包含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智慧創造，唯有如此，才能彰顯“中國精神”的內涵和價值。正確理解中國精神的民族特色，既是全面理解中國精神內涵的需要，也是樹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儒學視域下的中國精神，有以下民族特色：

　　首先，在如何看待人類自身的命運問題上，中西方的文化存在巨大差別。“命運”的話題，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永恒話題，如何看待“命運”問題，與人類的文明道路和人們的生活狀態息息相關。西方文化深受宗教的影響，認為上帝是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創造者，人類最終的救贖和希望就在上帝那里，這就是學者們所共識的“外在超越”之路。與此相反，在“誰在救贖人類”的問題上，中華文化提倡“自強不息”的內在救贖，強調人類自己把握自己的命運，這與西方文化的“皈依上帝”的“外在救贖”有著根本的區別。

　　西方文化認為作為原罪的人，只有祈求上帝的庇護和寬恕才能得到救贖。中華文化則認為這個世界沒有創世主，世界本來如此。這就是《易傳》上所言：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這也是孔子為什么強調“敬鬼神而遠之”的道理。所謂的“敬”，是為了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目的是為了道德教化，而不是引導人走向迷信的外在崇拜；所謂的“遠之”，是孔子擔心人們一旦走向了盲目崇拜和狂熱迷信之后，就會迷失人生自我把握命運的方向。在中國明代，有一本家訓《了凡四訓》，其中明確提出“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強調每一個人的命運，都在自己的手里，一個人有什么樣的德行和人格，有什么樣的智慧和境界，做出什么樣的努力，決定了人們的命運和人生軌跡。

　　可以說，這種自強不息的人生精神，既是中華民族博大智慧的體現，也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無論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還是人類社會，到底發展的路向在何方？切不可走向對外部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和迷信，最重要的就在于人們自己的覺悟和智慧，在于人們怎么樣深刻認識自己和宇宙，采取什么樣的行為和努力。十八大以來，在中紀委查處的一些違法、違紀的官員中，有些人甚至買了護身符保自己平安，這種迷信完全背離了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命自我立”，“福自己求”，每一個人的命運都在于自己如何把握，領導干部最好的護身符就是我們黨的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個領導干部，如果能夠有浩然之氣，風清氣正，盡責任守規矩，一定會平平安安，這樣既服務了社會和人民，也成就了自己的人生。可以說，自強不息的文化精神是中華文化對全世界的一種啟蒙，面向未來，人類社會的大家庭，只有好好合作，互相尊重、學習和包容，互利共贏，這才是人類的未來之路。否則，如果帶著唯我獨尊的狂妄，奉行所謂弱肉強食、叢林法則的野蠻，固守零和游戲的狹隘自私，推行對抗和沖突的霸權主義，都不會給人類帶來任何的希望。

　　其次，在思維方式上，西方文明從柏拉圖的理念和現實世界二分，到基督教的天堂和地獄的對立，再到康德“此岸”和“彼岸”的分野，養成了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和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美國奧斯卡取得大獎的影片，很多的主題都脫不掉“正義與邪惡”二元對立的窠臼。在這種思維方式的作祟下，西方社會往往有骨子里的優越，對其他國家和民族帶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和傲慢，仿佛自己就是文明和先進的代表，凡是和自己不一樣的文化和做法，均被打上有色眼鏡的烙印。中華文化則不是如此，孟子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本就多姿多彩，五彩紛呈，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優勢；同時，每一個國家也都有自己的問題和缺點。正是基于這樣的認知，孔子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君子和而不同”，主張不同人、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相互尊重和學習，而絕對不是把自己當作真理的化身，對那些和自己不一樣的文化和制度，就大加鞭笞甚至攻擊。客觀地說，西方國家有他們的優點，但事實上他們的問題也是非常之多；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問題不少，但我們也有很多的優勢。看問題絕不可非此即彼，二元對立，而應該客觀地呈現出世界的本來面貌，用正確的價值觀做出判斷。

　　再次，在宇宙萬物的關系問題上，西方文化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必然帶來現實社會的沖突和對抗。西方某些國家往往把自己當作真理的掌握者，帶著所謂的“高傲”和“自負”，自以為是正義的代表，是上帝的選民，對那些與自己的文化和制度不一樣的國家，采取敵視和對抗的態度。這實際上成了當今世界充滿沖突和對抗的文化根源。那么宇宙萬物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樣呢？《中庸》做出了非常好的回答：“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就是說世界萬物，不是互相征服和零和游戲，更不是互相對抗和沖突的關系，而是互相資生、互相哺育。用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上，中國發展的好，對世界都是利好；世界其他國家都和平、安寧與富庶，中國也才能更好。中國崛起是任何國家都阻擋不了的趨勢，而且中國的發展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機會，是當今世界經濟的最大引擎，可是某些國家由于自身文化的局限，并不能認識到萬物并育的關系，不斷的給中國發展制造障礙。實際上，對抗沒有出路，合作共贏才是人類的未來。正是基于中華文化的智慧，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路一帶”外交政策，成立亞投行，奉行和平共處、互利共贏的外交理念，引導全世界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應該說，這是非常智慧的政策和理念，儒家文化的這種精神和智慧，應該成為全世界的外交準則，只有所有的國家認識到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絕不可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絕不可搞什么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而是要大家一起商量，互相尊重，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和包容，只有這樣，人類才有未來。

　　最后，在“小我”和“大我”的關系問題上，中華民族經歷了幾千年的多民族交融與分分和和，中國人民痛切地知道國泰才能民安，知道什么時候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政治穩定，什么時候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強盛而有尊嚴；反之，什么時候陷入分崩離析，四分五裂，人民必然流離失所，生靈涂炭。因此，對國家和民族團結的認同，是中華文化的鮮明特色。一句話，個體的“小我”與國家的“大我”是有機統一的，國家好、民族好，人民才幸福安康；反之，只有人民活的有尊嚴、享受公正、自由、民主的陽光，國家才能有向心力和凝聚力。這種將“大我”和“小我”有機融為一體的觀念，與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社會過于提倡的個體自由有所不同。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出現的單一民族國家認同與當今歐盟的分裂危機，都與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片面提倡個體自由有關。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國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共生共榮，我們清醒的認識到維護國家團結統一的重要性，個體的“小我”與國家的“大我”要緊密的融為一體，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華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樣緊緊抱在一起”，才能形成強大的民族合力，才能有效地維護民族的尊嚴；否則，任何“自作孽不可活”的內亂，都是自毀長城，自斷未來。

　　研究儒家文化視域下民族精神的中國特色和中國氣質，并自覺傳承偉大的民族精神，才能不斷提升我們的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九十五周年講話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一個文化上沒有自信的國家，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們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要自覺傳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大力弘揚中國精神，培育我們的文化自信。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來源：《理論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