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小組按】

　　近日，《人民日報》刊文：《文章千古事——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自己著述的評價》。這篇文章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編輯個人選集的過程中以及其他諸多場合對自己著述的評價與論述。

　　“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毛澤東這樣說。

　　無論是毛澤東對文章寫作、修改的規律總結，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進行理論闡釋的心得體會，還是與時俱進、堅持理論創新的自我要求，對我們今天堅定理論自信，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都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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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

——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自己著述的評價

陳晉

　　翻檢自己的作品所生發的自我評論，是評論中最有意味的一種。寫作時的心路歷程、重讀時的現實境遇、放到歷史長河中的審視與反思，都構成了自我評論的豐富內涵。陳晉的這篇文章就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編輯個人選集的過程中以及其他諸多場合對自己著述的評價與論述，生動地呈現文章大家和理論大家毛澤東的“得失寸心知”。其中，無論是對文章寫作、修改的規律總結，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進行理論闡釋的心得體會，還是與時俱進、堅持理論創新的自我要求，對我們今天堅定理論自信，開辟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都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編 者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持編輯四卷《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還不時回顧過去的著述，談論新近的文章，且多有評點。這既是梳理自己過去的思想心路，也難免撥響波瀾壯闊的歷史心曲，還涌動著回應現實需求的政治心潮。其間有多少回聲，多少感慨，多少沉思，多少遺憾？其中滋味，正可謂是“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血的著作”

　　1964年，有人向毛澤東說到讀《毛選》的事，毛澤東的回應別出一格：“《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

　　所謂“血的著作”，指《毛選》是斗爭的產物，由問題“倒逼”出來，寫文章是為記敘中國革命浴血奮斗的曲折過程，總結黨和人民群眾創造的經驗，《毛選》的理論觀點是付出巨大犧牲換來的。

　　這個基本定位，不是偶然之思，為毛澤東反復談及。“我們有了經驗，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中國革命“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我寫的文章就是反映這幾十年斗爭的過程，是人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不是憑自己的腦子空想出來的”，“栽了跟頭，遭到失敗，受過壓迫，這才懂得并能夠寫出些東西來”。

　　這些坦率的評判，表明毛澤東不愿把自己的著述等同于一般學者在書齋里寫出的文字。理論源于實踐，文章合為時而著， 本就是寫作規律。對這個規律，毛澤東不是泛泛而談，還具體地列舉了一些篇章內容。比如，他說，“解決土地問題，調查農村階級情況和國家情況，提出完整的土地綱領，對我來說，前后經過十年時間，最后是在戰爭中、在農民中學會的。”“有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十年內戰根據地縮小的經驗，才有可能寫《新民主主義論》，不然不可能；才有可能寫出幾本軍事著作（按：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與戰略問題》）。”

　　因為是“血的著作”，總結了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毛澤東對他的一些重要觀點也就格外珍惜。1954年3月，英國共產黨總書記波立特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要在英譯本《毛選》中刪去《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的頭兩段內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的論斷，“并不適用于英國”，而且“會給我們在美國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難”。毛澤東沒有同意，讓人在回復中表示，“該文件中所說到的原則，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并不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而須要作什么修正”，如果不合適英美讀者，該文“可不包括在選集內”。也就是說，論述武裝奪取政權的文章，寧肯不收入在西方發行的《毛選》，他也不愿刪改。為什么？這個論斷是從大革命失敗后血的教訓中得出來的，如果為了逢迎域外讀者而讓步刪節，反倒顯得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不那么自信了。

　　對“血的著作”，毛澤東一向自信。1949年12月訪問蘇聯時，他請斯大林派一位蘇聯理論家幫自己看看過去發表的文章，能否編輯成集。斯大林當即決定派哲學家尤金來中國做此事。后來毛澤東當面對尤金說：“為什么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

　　“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

　　據逄先知回憶，毛澤東1960年春在廣州通讀《毛選》第四卷稿子時，特別興奮。“讀到《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關于重慶談判》等文章時，他不時地發出爽朗的笑聲。”閱讀舊著，回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的魄力，運籌帷幄、決策千里之外的智慧，怎能不平添豪氣，快意迭現。“這個第四卷我有興趣。那個時候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不如此，不足以對付蔣介石。”此后，他還進一步說到，“《毛選》第四卷就是記錄三年解放戰爭的事”，從中“可以看到蔣介石是怎樣向我們發動進攻的，開始我們是怎樣丟失很多地方的，然后怎樣發動反攻打敗他們的。可以看出我們黨的一些傾向，一些錯誤思想，我們是怎樣糾正的，才使革命得到了勝利。”當年的決策玄機，戰爭的推進波瀾，歷史的本來模樣，仿佛定格在了自己留下的文獻之中。

　　不光是《毛選》第四卷，寫于革命年代的所有著述，都被毛澤東視為歷史的記錄。他多次同外賓講，“《語錄》和《選集》是寫的一些中國的歷史知識。我們的經驗有限，只能供各國參考。” “我沒有什么著作，只是些歷史事實的記錄。”雖是謙虛之辭，視舊著為“歷史資料”“歷史事實的記錄”，倒也揭示了其著述與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的緊密關聯。

　　舊著雖是“歷史事實的記錄”，但其中一些重要觀點對現實的指導意義毋庸置疑。毛澤東1951年著手編輯《毛選》時，專門到石家莊住了兩個月突擊，他說要抓緊時間編選，“現在中國需要”。60年代以后，他的看法似有變化，屢屢用“歷史資料”來淡化其著述的現實作用，還說今天閱讀只能“參考參考”。為什么會出現這個變化？主要是覺得，現實任務已發生重大變化，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也已進行了十來年時間，需要總結新的經驗，寫出新的理論著述。1964年，有人提出要出版《毛選》第二版，毛澤東說：“現在學這些東西，我很慚愧，那些都是古董了，應當把現在新的東西寫進去。”“老古董”的分量既已擺在那里，要緊的是寫出“新東西”，這是典型的政治理論家與時俱進的心態。

　　“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

　　編輯《毛選》，毛澤東的原則是精益求精。為避免不必要的現實困擾，他舍棄了一些個性鮮明、很富情感色彩的文章。寫于1941年9月前后，長達5萬多字的《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便屬此類。

　　這篇長文著力批判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發出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等9個文件。這9個文件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路線及其政策。毛澤東此文的寫法，很像是讀這9個文件的筆記，直截了當地層層批駁，不僅點了當時好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字，而且用詞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語隨處可見，寫作時確實懷抱激憤之情。雖幾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語氣和文風，終究難以消除。當時沒有發表，只給劉少奇、任弼時兩人私下看過。在延安整風時如果發表，肯定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思考者可以個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緒化，政治家雖說不乏個性和情緒，行事卻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澤東此后20多年再也沒有提到過這篇文章，看起來真的是當作記錄一段心曲的“歷史資料”，永遠地擱置起來了。

　　不知為什么，1964年春天他忽然把這篇文章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云、吳冷西、陳毅等人閱看，還說：“請提意見，準備修改。”1965年1月，又批給謝富治、李井泉、陶鑄閱看，還講：“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既然沒有確定公開發表，為什么還要翻揀出來示人，準備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來，在毛澤東心目中，此文未必純屬“歷史資料”，其中或許藏伏著立足現實需要讓他格外珍惜的東西。的確，這篇長文反映了黨的一段歷史，一段犯“左”傾錯誤因而遭受重大失敗的歷史。毛澤東傾注那樣大的心血，擺出那么多鮮活生動的事例，放縱那樣鋒芒畢露的犀利文風，來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怎么能讓它永遠塵封？他相信對后人是有啟發作用的。再則，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在30年代犯過錯誤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現“怒發沖冠”的情緒反彈了。

　　1965年5月，毛澤東在長沙動手修改這篇文章，把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修改完后，一番猶豫，他依然沒有公開發表，也沒有內部印發。如何處理此文，毛澤東心里確實頗為糾結。將近10年之后，毛澤東又找出此文，打算印發給中央委員。又是一番猶豫，結果只是給當時的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據說，1976年8月，毛澤東還請人把這篇文章讀給他聽。一個月后，他逝世了，帶走了對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復雜心緒。

　　“《實踐論》那篇文章好”

　　1956年3月14日，毛澤東會見并宴請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長征、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長征談起毛澤東的著作，毛澤東表示，他對《實踐論》“是比較滿意的，《矛盾論》就并不很滿意”。這個評價，他后來始終堅持。1965年1月9日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說到他在日內瓦參加了一次“北京問題專家”的學術會議，其中辯論的一個問題是，《矛盾論》是不是對馬列主義作出了新的貢獻。毛澤東接過話頭回答：“其實，《矛盾論》不如《實踐論》那篇文章好。《實踐論》是講認識過程，說明人的認識是從什么地方來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在毛澤東心目中，哲學在一切學問中居于最高地位，其他領域的著述不過是中國革命過程中一些具體經驗的總結和具體政策的表達，是根據哲學觀點結合實際的運用。他明確講過，“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這樣一來，似乎只有寫出有創見的哲學論著，才能顯出理論上的貢獻和卓越，才能實現精神世界的飛躍和滿足。

　　毛澤東對哲學有很深刻的研究和深切的運用。長征到陜北后，他開始總結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錯誤，但總體上，他不糾纏于一些事件的是是非非，而是告誡人們，犯錯誤的主要原因不是缺少經驗，而是思想方法不對頭。為紓解當時許多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疙瘩，他在1937年寫了《實踐論》和《矛盾論》，一下子牽住了提高認識水平、促進思想轉變的“牛鼻子”，起到一通百通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在自己所有的著述中，毛澤東比較看重哲學“兩論”，并認為《實踐論》最好，原因或許在于，作為哲學家，他特別看重自己的論著在世界觀和方法論方面的獨創性貢獻。

　　毛澤東評判其哲學論著，內心有一個參照。馬列“老祖宗”都是哲學大家，在他們面前，他從不造次。1961年12月5日會見委內瑞拉外賓，對方談到自己家里掛了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說：“我的畫像不值得掛。馬克思寫過《資本論》，恩格斯寫過《反杜林論》，列寧寫過《談談辯證法問題》，他們的畫像是應該掛的。”當然，他也并非覺得自己在哲學上對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貢獻。1965年1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馬克思講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說從來的哲學家是各式各樣地說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這句話，講了兩個認識過程，改造過程（按：指《實踐論》）。單講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就自由了？沒有實踐證明嘛，必須在實踐中證明。”把《實踐論》放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發展史上來衡量，毛澤東認為是有獨創性的。至于講辯證法的《矛盾論》，他覺得超過前人的地方不明顯。

　　“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

　　毛澤東說過，對自己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這透露的似乎是文章之外的心緒。實際上，他滿意的舊作并不在少數。諸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等，新中國成立后他屢屢談及撰寫這些論著的背景及其發揮的作用。就是對一些沒有收入《毛選》的文章，他也時常眷顧。1961年初，新發現寫于1930年的一篇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毛澤東如獲至寶，“這篇文章我是喜歡的”，“過去到處找，找不到，像丟了小孩子一樣”。1964年，他把《調查工作》編入《毛澤東著作選讀》，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1965年，毛澤東還重讀同樣未收入《毛選》的《長岡鄉調查》，并在上面批注：“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對這些舊著，他不僅滿意，而且繼續從中汲取對現實有用的思想資源。

　　重要文稿公開發表前，毛澤東都要反復修改，哪怕是過去已經公開過的，他也決不草率印行。在主持編輯《毛選》的過程中，毛澤東不僅親自選稿和確定篇目，對大部分文章進行精心修改，還具體地做詞句數字、標點符號的校訂工作，動手為部分文章撰寫題解和注釋。有的文章他重新擬定標題，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原題為《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改后的標題，一下子把文章主題拎出來了。他發表舊作時，既希望有“立此存照”的文獻價值，又追求適應現實需求的思想價值。為此，毛澤東甚至說，“有些東西應該修改，比如第二次出版，應該有所修改，第三次出版，又應有所修改”。

　　好文章都是改出來的。毛澤東坦承，他的某些代表作的核心觀點實際上是在修改過程中才逐漸成形的。1956年3月14日，他對長征和艾地說：“《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個階段、后二十年是一個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艾地聽了感到驚訝：“印尼有許多同志認為毛主席思想成熟，寫文章一定是一氣呵成，不必修改。”毛澤東說，“那樣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們頭腦、思想對客觀實際的反映，是一個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確到更明確、不深入到更深入的發展變化過程，同時還要隨著客觀實際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寫《新民主主義論》時，許多東西在起初是不明確的，在寫的過程中才逐漸明確起來，而且經過反復修改，才把意思表達得比較準確”。這些話揭示了文章寫作和修改的真實規律，是文章大家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深切體會。說完，毛澤東還補充一句，“過去寫的文章，很多現在并不滿意”，大概也是指還沒有修改到位的意思。

　　“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大體從1959年起，毛澤東便生出一個心結，想對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進行理論總結。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他講的一條理由，就是騰出更多時間去研究理論問題。

　　事實上，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在做理論創新的事情，但他總感到不夠理想，并且越來越有一種不那么自信的緊迫感和危機感。他感慨自己，“人老了，不知道是否還能寫出些什么東西來”；也埋怨自己，“像《資本論》《反杜林論》這樣的作品我沒有寫出來，理論研究很差。”有外賓問他有沒有新的理論著作打算發表，毛澤東說，“可以肯定回答現在沒有，將來要看有沒有可能，我現在還在觀察問題。”他還說，我們搞了11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

　　在理論創新方面，毛澤東很推崇列寧，認為列寧總是根據實踐需要，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列寧，不寫出《兩個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決1905年和以后出現的新問題。單有1908年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還不足以對付十月革命前后發生的新問題。適應這個時期革命的需要，列寧就寫了《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反顧自己，毛澤東覺得新中國成立后還沒有寫出滿意的理論新作：“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現在，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的新問題，如果單有《實踐論》《矛盾論》，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也是不行的。”

　　寫出新的著作，實現理論創新，并不容易，因為社會主義建設才有一二十年的實踐經驗。但能不能通過對馬列經典重新寫序的方式，把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經驗融進去呢？毛澤東想到了這個主意。理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為《共產黨宣言》寫了七個序言。在這些序言中，馬、恩反復強調，對《宣言》闡述的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毛澤東很重視這個做法。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個會議上，他提出：“以后翻譯的書，沒有序言不準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產黨宣言》有多少序言？許多十七八世紀的東西，現在如何去看它。這也是理論與中國實際的結合，這是很大的事。”

　　1965年5月，毛澤東準備嘗試去做這件“很大的事”。他把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等“秀才”召集到長沙，研究為馬列經典著作“寫序，作注”之事。他建議先為《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六本書寫序言，六人一人一篇。毛澤東還表示，《共產黨宣言》的序由他親自來寫。可惜，后來因為注意力的轉移，這件事情沒有繼續下去。

　　毛澤東是有終極情懷的人。他把自己的著述放到歷史的長河中審視，得出的評判另有一番滋味。1965年會見斯諾時，斯諾說他相信毛澤東著作的影響，將遠遠超過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毛澤東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幾十年后怎么看。”“現在我的這些東西，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東西，在一千年以后看來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樣看這段“文章千古”的評論？它反映的是虛無情緒嗎？不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不是一般的信念堅定，他對未來的思考總是彌漫著深刻的哲學氣氛。一千年或幾千年以后，社會主義發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詩里說的，實現“環球同此涼熱”，階級、國家都消亡了，那么有關階級、國家的著述，豈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能否“千古”，并不重要，只要寸心之間蘊含的理想主義能夠“千古”，就是件讓人欣慰的事情了。

　　（作者為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