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巖（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基地主任，博士生導師）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繼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之后，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問題上的又一規律性認識成果。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黨的十九大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黨的創新理論的深刻闡釋，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這一創新理論的政治規定和實踐擘畫，再到十九屆六中全會再一次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都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增進民生福祉是我們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充分體現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改善人民生活品質，提高社會建設水平的偉大實踐。在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面對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實狀況，亟需我們進一步把握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路徑，切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鍛造堅強領導核心

　　黨百年奮斗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治理好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特別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民主集中制，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和共享現代化成果的指導思想，保持政治穩定，確保國家始終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顯著優勢之一。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緊緊圍繞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全新課題，著力抓好重大制度創新和各種體制機制創新，在把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的基礎上，不僅積累了國家治理的豐富實踐經驗，而且奠定了國家治理的深厚群眾根基。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政治保障。

　　然而，就主觀自身發展和外部客觀條件而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織存在，中國共產黨長期面臨著“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機遇與挑戰并存，稍有應對不力便會危及到自身執政地位。正是在此意義上，全面從嚴治黨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的內在要求與核心指向。當前，鍛造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堅強領導核心，實現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就必須按照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要求，將全面從嚴治黨進行到底。一方面，筑牢思想建黨之基，嚴防理想滑坡、抵制信念動搖，始終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自覺克服違背黨的宗旨意識、脫離黨的群眾路線的思想傾向，以崇高的理想信念擔負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另一方面，堅守制度治黨之本，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在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中構建科學嚴密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從制度上阻滯影響黨的先進性、弱化黨的純潔性的種種因素，堅決整治“四風”，嚴防“七個有之”，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道路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系。

　　堅持立足國情實際，探索適合自己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牢牢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國家治理學說同當代中國國家治理實踐相結合，走出了一條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體現中國傳統的國家治理之路。從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改造到改革開放新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再到全面深化改革新時代“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統籌推進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協調推進，這些嘗試都是我們黨和政府立足實際國情，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作出的努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現代化道路并沒有固定模式，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適履。每個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的努力都應該受到尊重。”在新征程上，中國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

　　這就要求我們黨和政府從國情實際出發，以革新治理理念為先導，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不斷提高國家治理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治化水平；以拓寬治理領域為重點，把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生態治理和政黨治理等全部納入國家治理框架，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國家治理的綜合效應；以優化治理層次為依托，厘清基層治理、地方治理、社會治理同國家治理的關聯與區別，在確保國家治理權威的同時實現基層社會治理既規范有序又充滿活力；以培育治理主體為支撐，塑造人民群眾的國家治理主體意識和主體精神，真正做到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在釋放制度紅利中激發民眾參與國家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可見，中國式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堅持人民至上”，以“補齊民生保障短板、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為底線的現代化，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著一件事情辦，一年接著一年干”，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現代化，是“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的現代化。這條立足于中國實際、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打破了“現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謬論，在中國式國家治理現代化實踐中揭示了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一般性規律，具有解決人類共同問題、推動人類共同進步的世界意義。

　　強化文明交流互鑒，汲取人類文明成果

　　當今世界，各種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競爭比較、交流互鑒，構成多元共存的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大潮和發展大勢。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深深根植于中國社會土壤，其悠久的傳統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今天我們堅定制度自信不可或缺的文化底氣，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發展具有培根鑄魂的文化源流作用。另一方面，當代中國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學習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需要利用當今世界各國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反映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有益成分。

　　鑒于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就在談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時指出：“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啟示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離不開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平等對話與交流互鑒，對于那些反映美好社會制度精髓和要旨且對各國國家治理具有普遍意義的制度文明成果，要大膽地予以吸收和借鑒。“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從而不斷增進中國制度的現代文明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堅定制度自信和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絕非要固步自封，更不能邯鄲學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當然要學習和借鑒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但不是照搬其他國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而是要從我國的現實條件出發來創造性前進。”可見，學習借鑒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治理理論和實踐，要秉承“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

　　鞏固完善制度建設，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制度建設不僅是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途徑，也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治保障。從根本上說，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沒有堅實的制度基礎，國家治理能力無疑是無根的“浮萍”、無基的“沙塔”，更遑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了。所以，僅就國家治理體系與國家治理能力之間的正向關系而言，制度建設源源不斷地為國家治理提供著新的制度依托，由此保證了黨的領導與治理體系、治理能力與治理效能同向而行、同頻共振。這就決定了黨和國家要在強化制度建設上下功夫。

　　一方面要善于制度吸納，學習借鑒古今中外制度建設的優秀成果。我們知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開放包容的體系，其所包含的市場經濟體制、法治體系、社會治理體系等內容，多是借鑒吸收世界各國制度的有益因素和經驗做法而逐步發展起來的。我們要根據中國發展的實際需要，廣泛汲取世界各國制度的優點和長處，在吸納整合中構建更切實的制度體系。另一方面，要勇于制度革新，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強大的自我變革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強起來的緣由所在。在此基礎上，圍繞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的目標，進一步完善黨對社會治理工作領導的制度體系，“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既要注重社會治理的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也要注重社會治理科學化、精準化、精細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我們要在保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穩定性和延續性的基礎上，在著力破除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的同時，還要建立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新體制機制，抓緊制定和完善全面從嚴治黨必需的制度、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急需的制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備的制度，永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