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實錄

　　“我們飛行的高度為3000米，還未臨空，遠遠地就看見了機場跑道。機場跑道正中，站滿了中國人。跑道兩旁，是日本兵端著刺刀，對著中國人。日本人是讓中國人做血肉盾牌，阻止我們投下炸彈。大隊長立即向上級請示：‘炸不炸？’上級回電：按命令執行轟炸！轟炸隊列向著機場跑道俯沖至500米后，開始投彈。同時，轟炸機上的機槍也向日軍開火掃射。第一次俯沖，我所在的位置沒能看到跑道上的情況。第二次俯沖，我看到同胞被炸的慘狀，有些殘肢飛到了機場外。我心如刀割，當即在飛機上大哭起來。”

　　“正當我準備轟炸日軍機場跑道時，發現跑道正中全部站滿了我們中國同胞。而跑道兩旁，則是日本兵端著刺刀，對著同胞。日本人是讓我們同胞做血肉盾牌，阻止我們投下炸彈！經過請示，上級要求按原計劃轟炸。第一次俯沖，我所在的位置沒能看到跑道上的情況。第二次俯沖，我看到我們同胞被炸慘狀，有些殘肢飛到了機場外。我心如刀割，當即在飛機上大哭起來。”

　　2015年的陽光照射大地，89歲的廖俊義又從一場大病中康復過來。回到成都龍泉驛的養老院，躺在病床上的他，依然不能下地走路。就連說話，也只能含混低語。他沒有親戚，也沒有家人，養老院是他的家，只有護工小馮能懂得他所表達的詞句完全含義。

　　堆在房間內的獎狀和獎杯以及抗戰老兵證書，能證明他曾經是一名抗日戰士。2015年元旦那天，華西都市報記者與他促膝長談，聽他講述在藍天里的抗戰故事。

　　棄學從軍 破格進入空軍射訓班

　　1925年，廖俊義出生在成都一個普通的市民家庭。1932年，他進入華陽第三小學（校址在原北打金街附近）讀書。1937年，就讀于成都成功中學（校址在君平街），初中、高中一起讀。

　　在讀小學時，學校有個教音樂的女老師，姓張，東北人。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張老師從東北流亡到了成都。廖俊義記得，音樂課上，張老師只教大家唱“流亡三部曲”（抗戰初期著名的愛國歌曲，分為《松花江上》《流亡曲》和《復仇曲》）。

　　“她先唱一遍，給我們講歌詞的含義，然后又帶著我們唱。”廖俊義回憶說，唱到第二遍時，張老師已經淚如雨下、泣不成聲，根本唱不下去了。見到老師哭了，全班52名同學也深受觸動，跟著一起哭。

　　一次，全教室都在痛哭，驚動了范校長。范校長把4個班集合在操場上，請張老師講述東北被侵占，日軍殺害她的父母等暴行。隨后，范校長發表即興演講：“你們還是小學生，但今天你們表現出強烈的愛國心，很好！希望同學們不忘國恥，發奮圖強，努力讀書，成為國家有用之才。總有一天，你們要收復失地，報仇雪恨。”

　　廖俊義說，正是在這種氛圍中，他暗下決心：總有一天要從軍，報效祖國。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廖俊義每天除了讀書外，就是看《新新新聞》，了解抗戰的進展。1941年初，廖俊義高中畢業，家人都希望他繼續到高校深造，并已為他報了四川大學和華西大學。在父母的要求下，廖俊義參加了考試，都考上了。

　　就在家人盼他繼續讀書時，廖俊義有了自己的打算。“我不讀書了，我要從軍報國。”廖俊義瞞著家人，報考了成都空軍軍官學校和空軍士校，以及空軍轟炸總隊射訓班。

　　廖俊義筆試過了關，因左耳聽力差5個分貝落考。廖俊義不甘心，繼續報考。第三次考國文時，作文題是“你為什么要報考空軍？”這道考題他已答過兩次，想到自己屢屢考試不中，廖俊義在答卷上寫下一個很大的“飛”字。同時，他又特意寫上和考題無關的岳飛《滿江紅》和王昌齡《出塞》。

　　“主考官見我表現不一樣，特地單獨問我，我就把自己想當兵報效祖國的態度向主考官表明。因為我在讀書期間愛好體育運動，踢足球時撞傷了左耳，聽力不符合空軍招收要求。空軍方面的3個學校檢查身體，都因為我的聽力問題拒絕了我。主考官特地給我寫了一封信，叫我去找有關人士。結果真的如愿以償，終于進了鳳凰山空軍轟炸總隊射訓班。”

　　就在廖俊義被射訓班錄取時，川大也發來錄取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