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時期郭隆真（右三）與參與學生運動的同學們合影。

郭隆真（右）與河北老鄉、覺悟社成員、同為婦女運動先驅的張若名合影。

　　策劃人語

　　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需要偉大民族精神的支撐。

　　英雄是偉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是偉大民族精神的榜樣和驕傲。

　　這是一塊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國從這里走來”的土地。在英雄輩出的燕趙大地上，面對民族危亡，無數英烈前仆后繼，為爭取民族獨立、實現國家富強、促進世界和平而英勇獻身，他們以鮮血澆灌理想，用生命捍衛信仰。

　　一方方紀念碑，一個個傳奇，一段段英雄史，如永不熄滅的精神火炬，激勵著燕趙兒女奮斗前行。

　　自本日起，本報推出《弘揚民族精神、奮斗精神——英雄河北》系列報道，回顧我省英雄人物的光輝事跡，展現他們救國救民的赤子之心，回望民族豐碑，守護精神家園。

　　［閱讀提示］

　　1931年4月5日，凌晨的濟南，夜色蒼茫，風中仍夾雜著寒氣。山東軍閥韓復榘下令處決一批重要“共犯”。在去往刑場的囚車中，22名重要“共犯”一路高唱《國際歌》，歌聲刺破夜空，傳向天際……

　　這22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就是從燕趙大地走出去的我黨早期的女革命家、北方婦女運動的先驅者和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郭隆真。

　　1、有新思想的傳奇女子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1894年3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大名縣金灘鎮一個回民士紳家庭。雖然生于19世紀末的中國農村，但從小她就有著追求平等、獨立、自由的思想信念，并敢于沖破世俗束縛，做出了許多開全縣之先河的事情。

　　她是全縣第一位進入私塾讀書的女子。

　　郭隆真幼年時，跟隨父親在家學習《女兒經》《女誡》《閨范》等書籍。但不滿10歲的郭隆真有一天問父親：“有《男兒經》沒有？為什么這個《女兒經》只讓女兒干這干那？”郭父答道：“我國向來男治外，女治內，因為所負的責任不同，所學的東西也就有差別。”

　　郭隆真爭辯道：“您經常講木蘭從軍、緹縈救父、紅玉抗金的故事，古代也不全是這樣呀。男兒能干的事，女兒也能干。”開明的父親認同郭隆真的話，也看到了女兒的志氣，便允許她去當地私塾旁聽。

　　1909年，15歲的郭隆真小學畢業。鑒于當時全縣尚無一所可供女子就讀學校的狀況，她和父親一起在家中開辦了一所女子小學，取名為“元城縣（大名縣舊稱）第一女子小學堂”。這是大名縣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小學，也是我省農村的第一所女子小學。

　　1912年，父女辦學的事跡得到省政府肯定，學校被遷往大名縣城，改為“大名縣第一女子高等小學”，郭父被請去任教。

　　她是第一位為自己重取名字的女性，以改名明志。

　　郭隆真最初的名字并非“隆真”，而是“淑善”。但自幼以秋瑾為榜樣自勉的她，隨著年齡增長，感到“淑善”這個溫婉的名字與轟轟烈烈的大時代并不合拍。為了表達爭取自由、解放的理想，她先后改用“嵌浚”“隆貞”等名字，但并不滿意。后來，她反復斟酌改名“隆真”，意為“從落后中隆興崛起，沖破封建禮教束縛，勇敢追求真理”。

　　她不僅通過改名表達志向，還拒絕纏足，并積極動員其他女孩子也不纏足。“婦女纏了腳，就是帶上了鐐銬，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婦女要解放，就得砸毀鐐銬，把腳解放了。”她認為。

　　郭隆真為反對女性纏足鼓與呼的背后，更有著憂國憂民的樸素情懷和遠大抱負。她說：“我們中國有一半女子，一半男子，整個國家就像一個人，把一只腳裹成殘廢，只剩一只腳還怎么走路？怎么勞動？國家咋能富強？”

　　女性的解放關乎著國家的希望，這樣的信念成為郭隆真日后轉變為堅定革命者的思想基礎。

　　她還是當地第一位反抗包辦婚姻的女性，婚禮成為她宣傳女性解放的講堂。

　　外出求學后的郭隆真，決意投身救國救民的革命事業，為此她與家族包辦婚姻一刀兩斷。

　　1917年夏，面對家族婚約中男方的多次催婚，她回到家鄉，“同意”結婚并“約法三章”：坐亮轎（轎子不遮花門簾）不坐花轎，以示平等；穿便裝不穿花衣，以示革新；親自在阿訇面前寫“依扎布”（結婚祝詞），以示平權。

　　結婚當天，郭隆真留著短發，一身學生裝，看熱鬧的村民倍感新奇。她落落大方面向鄉親們開始演講：“鄉親們，我們中華古國目前是山河破裂，列強欺凌，大好河山正在被瓜分。國家要富強，必須大辦教育，為振興家鄉教育事業，我決心再赴天津讀書，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她把婚禮變成了宣傳婦女解放、婚姻自主、救國圖強的講堂，一席話后轉身離去，不想被婚姻束縛理想的郭隆真，終身未嫁。

　　1944年，時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劉少奇，在談到郭隆真抗婚一事時評價：“隆真同志掀開花轎門簾，把封建傳統舊禮教一手拋開，沒有極大的勇氣和反抗精神是做不到的。”

　　2、領導學生運動的愛國青年

　　1913年，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到大名招生。因辦學有功，經縣政府舉薦，郭隆真考入這所學校。全新的天地，給了郭隆真更大的思考和活動空間。

　　第一次遠離家鄉，19歲的郭隆真對未來充滿理想和希望。但是，去往天津的路上，郭隆真看到因軍閥混戰和自然災害而外出逃荒的人們，心情非常沉重。她為鄉親們的命運焦心，為國家的前途擔憂，不禁哼唱起秋瑾作的《勉女權歌》：吾輩愛自由，勉勵自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賦就，豈甘居牛后？愿奮然自拔，一洗從前羞恥垢，責任在肩頭，恢復江山勞素手。

　　在直隸第一女師，性格直爽、為人憨厚的郭隆真，與劉清揚、鄧文淑（即鄧穎超）、張若名等同學成為親密學友。

　　郭隆真在天津求學時的中國，內憂外患，已經難以安放下一張安靜的課桌。

　　孫中山正在發動二次革命，工人運動方興未艾，罷工運動此起彼伏；陳獨秀在北京通過《新青年》雜志繼續提倡民主、科學，反對迷信復古，尖銳地揭露和抨擊時政，號召人民起來斗爭；周恩來在天津南開中學組織“敬業樂群會”，創辦《敬業》會刊，號召愛國青年奮起救國，拯救民族危機。

　　這些進步刊物和思想深深地吸引著郭隆真，如饑似渴學習知識的同時，她經常和鄧文淑、劉清揚等探討國家大事，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而憂心。

　　天津人民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的斗爭，讓年輕的郭隆真看到了民眾的力量和斗爭精神，也使她逐漸意識到，靠軟弱乞求擺脫不了壓迫，只有堅決地反抗、斗爭，才能爭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她曾對妹妹郭淑文說：“如今國難當頭，社會黑暗，我寧愿舍生取義，也不能甘當亡國奴！”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郭隆真在天津積極響應。她和鄧文淑、張若名、劉清揚等同學分頭聯絡發動天津各女校的學生，成立了有600多人參加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選舉劉清揚為會長，張若名為評議部長，郭隆真和鄧文淑為演講隊長兼評議委員。

　　以此為起點，郭隆真逐漸成長為北方婦女運動的先驅者。

　　“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提出“愛國不分男女、救國不能后人”的口號，在大街鬧市散發傳單，進行演講，舉行示威游行，成為天津“五四”愛國運動中的一股強大力量。一時間，女師成為天津市婦女愛國運動的中心。

　　在斗爭中，郭隆真、鄧文淑等人和周恩來經常在一起開會，發起組織“天津各界聯合會”，領導愛國運動，也建立了革命友誼。每次游行，郭隆真總是活躍在前，奔走聯絡，組織能力極強，成為當時天津婦女運動和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人。

　　在五四運動中，郭隆真曾三次被捕。一次次入獄，不僅沒有使郭隆真畏懼退縮，反而使她的意志更加堅強，斗志更加旺盛，信仰更加堅定。

　　1919年9月，第一次被捕出獄后，郭隆真意識到組織凝聚力對開展愛國運動的重要性，和周恩來等學生運動的領導人共同商議，“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和“天津學生聯合會”應該更緊密地合作，共同行動，盡快成立一個更嚴密、更有力的核心團體。

　　1919年9月16日，周恩來、郭隆真、劉清揚、鄧文淑等人舉行會議，確定了一個新團體的成立——覺悟社。會議明確了新團體的宗旨、任務、參加條件、組織形式，并決定出版《覺悟》雜志。

　　覺悟社的成立，標志著天津青年運動進入新階段，作為我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啟蒙組織之一，覺悟社在我國北方革命斗爭中發揮了先鋒作用，其成員后來絕大多數都成為共產黨員和黨的重要領導人。

　　在國內外的學生運動中，作為覺悟社的主要創立者郭隆真，也逐漸開始了從一位愛國的熱血青年、民主主義者，向無產階級革命者、共產主義者的轉變。

　　3、追求真理的共產主義戰士

　　五四運動前后，許多愛國青年受十月革命影響，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失去信心，希望找到一條更加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1920年底，覺悟社考慮到郭隆真多次被捕，容易引起敵人注意，便安排她和周恩來、劉清揚、張若名等赴法學習。

　　1922年6月，以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在巴黎西郊布隆涅森林中誕生。在法期間，周恩來經常向郭隆真介紹國內外形勢，探討馬克思主義，交流學習和斗爭心得，希望她早日成為一名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

　　1923年，經周恩來介紹，郭隆真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她也是我省的第一位女共產黨員。

　　遵照黨組織安排，1925年5月郭隆真回到北京工作。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郭隆真公開身份是協助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工作，同時擔任西郊香山慈幼院黨的地下領導工作。

　　1927年春，北伐革命軍攻占南京，北洋軍閥政府向革命力量瘋狂反撲。當年4月6日，郭隆真因在縵云女校掩護其他同志撤退而被捕。敵人在一無證據、二無口供的情況下，判處了郭隆真12年有期徒刑。幸運的是，張作霖不久被逐出關外，經過一再大赦和減刑，1928年郭隆真被釋放。

　　然而，出獄后的郭隆真卻與黨組織斷了聯絡。因在上海偶遇鄧穎超，才跟組織又接上了關系，郭隆真主動要求黨組織給她分配任務。1928年，郭隆真被黨中央派往東北開展工作。

　　到東北后，郭隆真按照中共滿洲省委安排，去哈爾濱中東鐵路三十六棚總廠，以家庭婦女面貌配合地下黨員開展工人運動。在中共滿洲省委領導下，她和工人們組織了“失業工人復工團”和“失業工人后援會”兩個團體，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取得了反裁工斗爭的勝利。

　　1930年左右，鑒于青島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中央又安排郭隆真到青島工作，擔任中共山東省委委員、青島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重建黨組織，恢復黨的工作，開展工人運動。

　　在青島，她先后化名“張李氏”和“張馬氏”，扮成工人到工廠上班做工，深入了解工人所思所想，用上海工人大罷工的事例來啟發大家團結起來進行反帝愛國斗爭。

　　在郭隆真領導下，青島不僅恢復和健全了黨的組織，創辦了《紅旗報》《海光報》等刊物，還連續爆發了紡織女工、煙廠工人等罷工斗爭，成為當時全國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城市之一。

　　青島革命形勢的恢復和發展，使山東軍閥韓復榘大驚失色，他大開殺戒，青島頓時一片腥風血雨。

　　1930年11月2日，郭隆真不幸在一個工人家中被捕。青島警察局連續審問多天，卻連郭隆真的真實身份都沒弄清，只好將這個“無業游民”張馬氏，當成是“煽動工潮的共黨重要分子”送往濟南交差。

　　郭隆真被押解到濟南后，韓復榘下令連夜審訊。郭隆真咬緊牙關、一言不發。敵人對她施以種種酷刑，皮開肉綻、鮮血淋漓。無計可施的敵人對她說：“只要你說出共產黨的秘密，便可獲得自由。”郭隆真只堅定地回復了八個字：“寧可犧牲，絕不屈節！”

　　然而，在沒有任何口供和證據的情況下，韓復榘仍下令處決“張馬氏”等一批重要“共犯”。

　　1931年4月5日凌晨，郭隆真、鄧恩銘、劉謙初等22名同志，被從濟南第一監獄押往緯八路刑場。郭隆真昂首挺胸，毫無畏懼。行刑前，劊子手問：“你還有什么要說的？”郭隆真高呼：“革命勝利萬歲！無產階級革命成功萬歲！共產黨萬歲！”

　　帶著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對民族解放的執著追求，這位從燕趙大地走出去的共產主義戰士，獻出了她年僅37歲的生命。

　　（圖片均由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