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高校思政教育領域已開設數十年的《形勢與政策》課,如今面臨嚴峻挑戰。在一群喜歡二次元的00后大學生中,如何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成為高校思政課教師頭疼的事兒。

　　在上海,兩所理工科院校——華東理工大學、上海理工大學,正向這種挑戰進行“正面回應”。那么,理工科院校是如何開展該課程教學的呢?

　　進行課程改革前,華東理工大學針對《形勢與政策》課的教學效果進行調研。數據顯示,41.74%的學生認為課堂氣氛壓抑,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低;只有30.73%的學生認為當前教學效果不錯;17.89%的學生認為教師與學生缺乏有效溝通,課堂活躍度低。

　　面對一群“泛00后”的大學生,華東理工大學主動調整教學方案、教授方式。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胡寶國對全國各大高校的《形勢與政策》課進行了研究。他發現,從組織管理上來看,有的學校比較重視,課堂教學學時較多;有的學校不夠重視,僅僅是幾場講座;有的學校只在新生或低年級中開設;有的學校能夠覆蓋4個年級;有的學校課程安排進了課表,有的學校僅僅是臨時性的第二課堂內容。

　　“目前仍有部分高校對課程的定位和認知不清晰,導致學生對該課程評價不高。”胡寶國介紹,華東理工大學目前大一、大二有課堂授課,但教學安排不夠,教學內容按照8個專題來設置,稍顯不足;授課隊伍主體是思政工作隊伍,有些單一;尤其是課堂互動不夠,教學與考核分開,造成課堂約束機制不夠。

　　課程改革后,華東理工大學的《形勢與政策》課不再是1個教師的課堂,而是成立教研組,進行集體備課;不再只是45分鐘的課堂,要有課前預習和課后思考;不再是1個學生的課堂,要實現交流分享和課堂互動;不再是兩個學分的課堂,要通過復課、評價、分析,達到預期效果;不再是1門課的問題,要建立課程大數據分析,確保《形勢與政策》課與其他思政課和各類課程同向同行,形成協同效應。

　　“互聯網+”也被用到思政課上。學校開發了“愛思政”網上授課平臺,實現簽到、互動、輔助資料、作業提交等功能;成立專題教研組。不同學科的教師進行搭配,共同制訂教學大綱,提供預習資料,設計統一教案,制作統一課件,校領導、各院系書記和院長均納入到相應教研組,建設“微課堂”,形成一批《形勢與政策》示范課。

　　在“愛思政”網上授課平臺,教師可以通過微信實現課程即時互動,整個過程包括建立班群、課前預習、教師分析、掃碼簽到、互動答題、課后考核、數據采集、教師復課等,同時還有愛國學堂課程,并逐步形成《形勢與政策》課的特聘教授資源庫。

　　胡寶國對新的課程體系信心十足,因為這套課程完全按照在校的“泛00后”本科生成長軌跡和學習、生活特點進行的設計。學校還組織“通海茶敘”邀請本科生一起喝咖啡、聊國家大事,每次網絡報名名額都會被“秒搶”。

　　在上海理工大學,學校對《形勢與政治》課“是否有效”的評價,已經達到了像互聯網企業考察用戶滿意度一樣的程度,課上得好不好,由學生進行直接評價。

　　每一堂課結束,會隨機抽取學生填寫《學生評價表》,對課程內容、上課形式、教師語言表達等,進行全方位考評。一些非思政課教師,也會成為教學督導員。他們組成教學督導團,不定時抽查教師上課情況,并做督查記錄。他們不僅聽課,聽完課還會對學生進行隨機抽樣調查,形成《教師上課情況督查報告》。一次考評不合格,要談話整改;兩次考評不合格,則取消上課資格。

　　考核《形勢與政策》課教師是否合格,除了上述兩個報告外,還需要來一次答辯。教師要對教學效果、活動開展情況等進行“路演”,現場回答評委提出的“刁鉆”問題。

　　有意思的是,形勢與政策教研室橫跨校內多個院系、部門。教研室主任由馬克思主義學院領導兼任,副主任則由思政理論課教師和學工口的輔導員共同擔任,任課教師包括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學校領導以及遴選出的各個學院的黨委副書記、優秀輔導員等,共計30余人。

　　在上海理工大學,《形勢與政策》課遠不止是坐在教室聽講、回答教師提問這么簡單。這門必修課由課堂教學和學生實踐兩部分內容組成,課堂出勤率和期末考試占總成績的50%,實踐項目占50%。

　　“實踐環節要求每名學生交調研報告,暑期根據教師布置的選題,組團進行調研,學工口對學生情況掌握全面,更容易指導和把關。”上海理工大學形勢與政策教研室副主任郭紅保告訴記者,每年學校有四五千名學生要參與調研,僅依靠思政課教師這一專業力量很難實現對全局質量的把控,“輔導員老師必須全程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