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欺欺人的“官員問責”不要也罷

　　重慶市合川區草街街道龍潭村發生的森林火災，盡管已經撲滅1個多月了，但在草街街道辦，一場圍繞救火補貼的“大火”至今仍在燃燒，有群眾稱按照公務員管理相關規定，街道干部參與搶險救災不能發放補貼。記者5月27日從合川區了解到，因為違規發放救火補貼，草街街道辦書記、主任被免職，但仍以副書記、副主任身份繼續主持工作。這引發群眾不解，這里的書記、主任到底是被處理了，還是沒被處理呢？（5月28日《工人日報》）

　　原書記、主任由正職調整為副職，但還是主持當地的工作，這明顯違背了重慶市實施《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辦法的第十三條規定：“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免職的黨政領導干部，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頗讓人費解。按理說，問責官員復出，本身應該說并不是一個問題，人非圣賢，孰能無過。對一個本身頗有才能而偶然犯下錯誤的官員永不重用，這無論對本人還是社會都是一種浪費。易言之，無論是本著“治病救人”的理念，還是“發揮余熱”的精神，有些官員復出本身并沒有錯，對于違法違紀官員，不是“一棍子打死”，而是視其具體情節安排合適的職位，這體現出政治理念與制度的理性。問題的關鍵是，如果官員復出沒有制度的規制和約束，官員復出過程不公開、不透明，甚至已經被免職了還在繼續主持工作，不僅違背了問責制對失職官員進行懲罰的初衷，也破壞了公眾對政府政策的信任，最終必將削弱政府的公信力。

　　目前被問責官員“低調”復出之所以引起社會的關注，其復出程序的不透明性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對于官員被問責后又悄然復出的現象，公眾不明白這些“問題官員”是如何被重新起用的，以什么理由、通過什么程序再次走馬上任？對于這些問題，公眾期待一個合理的解釋。倘若問責制就是讓“帶病官員”休個短假，官員“能上不能下，能進不能出”，待時機成熟就會重新異地復出甚至升遷，則難逃敷衍輿論、忽悠公眾的嫌疑。事實上，被問責官員“低調”復出也是對官員不負責的表現，因為低調上任不利于官員在新的崗位上開展工作，被問責官員“名不正言不順”不能完全投入工作當中。顯而易見，如果缺乏了公開的程序，問責的制度性威懾大打折扣，那么官員的復出就很難讓人心服口服，問責制度本身可能就需要被問責。（郭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