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國對腐敗的治理，越來越由事后懲治向事先預防的關口前移，職務犯罪預防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課題。近日媒體報道，山東蓬萊自去年4月起首創預防職務犯罪志愿者介入模式，建立了142人的預防職務犯罪志愿者隊伍，并將這種吸納群眾智慧開展犯罪預防的經驗總結為“蓬萊模式”。

　　反腐需要公眾參與，預防更需要民間智慧。在預防中引入志愿者介入機制，無非是想借助外部力量以“旁觀者清”的立場，實現對權力內部運作的巡視與檢測。其中，一些精通法律、審計、財務、工程建設等專業知識的人，以志愿者的身份介入預防，能夠較好地彌補預防職能機構人員的素質缺憾，輔助職能部門更好地做實職務犯罪預防和監測工作。

　　不過從所謂的“蓬萊模式”看，志愿者參與的方式似乎主要集中于開展預防調查、進行案件剖析、完善工作制度等，從中發現苗頭性問題并提出相關建議。一年來用數字所反映出的工作業績或許直觀，但人們對于其參與預防的實質性工作內容仍無具體認知。特別是這項制度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預防了可能發生的職務犯罪，尚待更多實踐的檢驗。

　　對職務犯罪而言，無論是貪污受賄還是“不落腰包的腐敗”，其本質都是公權力的變質與墮落。由此也決定了所有科學有效的預防措施，都必須圍繞著公權力的運行展開，志愿者介入機制也必須如此。而問題恰恰在于，作為外圍的志愿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對公權力運行的監督呢?個案選擇下的預防調查，即便能夠發現所謂的“苗頭性問題”，但在對權力不構成實質性制衡的情況下，又能否在普遍意義上真正實現預防的目的?

　　不可否認，預防職務犯罪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階層、各領域、各部門的共同參與;但我們也應當清醒認識到，職務犯罪的根源在于權力不受約束，志愿者介入機制雖然有一定輔助作用，卻并非實現權力約束的剛性機制。預防職務犯罪還必須回歸制度，這種制度就是將權力關押的“籠子”。同時，每個人都是反腐的志愿者，動員社會參與，效果會更好。（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