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公路罰款,憤而服毒自殺的當事女車主劉溫麗,終于從死神身邊逃了回來。盡管她的抗爭,讓猛于虎的“公路三亂”得到再度關注和拷問,但她自己卻覺得“自己做錯了事情”,因為她還要繼續在這條道上奔波,她擔心此次“鬧翻”,人得罪了一大片,她的大貨車以后還怎么跑下去。(12月4日《華商報》)

　　服毒女車主的余悸,也許并非臆想。在權力未能嚴格地關進籠子之前,不要高估它們的氣量。這起風波,以劇烈而極端的方式,表達了對公路執法者“養魚執法”亂象的反抗,但很顯然,這次反抗并不能倒逼出格的權力悉數回到法治的軌道。劉溫麗的遭遇,打破了永城車主和政府之間“相互給生路”的平衡,卻并未鏟除根深蒂固的、亂罰款的執法生態。新的平衡和生態不建立,意味著劉溫麗等車主的命運,依然如故。

　　死或許并不是最可怕,持續生活在無邊的夢魘里,或者更容易讓人感到無力和心生恐懼。以死抗爭的沖動,能夠宣泄一時的委屈,卻并不能擺脫生計路上的罰款夢魘。劉溫麗的余悸,不過是持續了以死抗爭前的憂慮和恐懼。她終于擺脫了死神,卻沒有擺脫公路亂罰款的噩夢。

　　自戕式的抗爭,近些年并不鮮見。盡管我們不愿意看見,卻還是無可避免地發生了。而每次極端的抗爭背后,往往都伴隨著某些社會問題的極致凸顯,比如強拆、比如公路亂收費,如果不是將人逼到“沒有活路”,自戕的殘酷又何必悲愴上演?但令人遺憾的是,它并不能刺穿像鐵板一樣,冰冷而堅硬的現實。強拆的機器依然在粗暴推進,“公路三亂”依然猖獗……

　　如果權力因此關進了更加嚴密的制度牢籠,那么抗爭者則不必心生余悸。但劉溫麗的以死抗爭,撼動的只是與她直接發生沖突的權力承載者的飯碗,未必能撼動那缺乏制約、亂罰款亂收費的執法權力。也許,往后在這條路上奔波,不必面對服藥自殺時面對的那幾張扭曲的臉孔,但她還是不得不面對各色臉孔背后那同樣扭曲的權力。扭曲的權力沒能得到糾偏,“公路三亂”還將繼續亂下去,劉溫麗們的噩夢還將持續。

　　面對鐵板般的制度痼疾和執法生態,劉溫麗們的抗爭是孤獨的。當她服下農藥的那一刻,她的遭遇受到廣泛關注,但這種關注又能改變什么呢?若什么都沒有改變,那意味著這只是她一個人的悲愴,接下來的路,她還要繼續面對“攔路打劫”的執法者。抗爭并未改變什么,順從和忍受,或將成為奔波在公路上的“羔羊”們更加確信的態度。

　　消除劉溫麗的余悸,不要讓這場以死抗爭的悲劇變得無謂。不能局限于當地官方對這次事件的調查,而是應該要從更廣泛的層面驅除奔波在謀生公路上車主和司機們的夢魘。以罰代管思維的清除,“養魚執法”亂象的根治,唯有依靠回歸依法行政的軌道。光懲治那些權力承載者的無忌和魯莽,而沒有從根本上矯正扭曲的權力,死過的劉溫麗,恐怕前面的“路”仍不好走。(時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