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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廣州市工商局有工作人員涉嫌公車私用,“區伯”區少坤舉報后被告知是領導批準。詢問批準者及批準的法律依據被拒絕,申請公開領導批準依據又被告知屬秘密文件,而該份文件卻可以在網絡上找到,12月3日,區伯向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廣州市工商局重新作出答復(12月7日《新京報》)。

　　明明是網上已公開的文件,何以在工商部門成為秘密文件?說穿了,這不過是拒絕監督而設置的萬能理由。不作為的背后,其實是亂作為。雖然表面上,公權者倡導社會監督與促進,可一到真正接受監督時,卻又面臨著強烈的不適感。公車私用泛濫成災,逃避和拒絕接受監督才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不能激活外部監督,那么公車私用的權力濫用現象就始終難以解決。從小的方面說,這僅是對公車私用的現象本身；從大的方面說,卻關系到如何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在現有的行政體系下,如果沒有體制內的制度保障,那么社會監督就難以實現,區伯式的監督便只是一個人的戰爭,要么無比悲情,要么只是孤例,很難將其演變成常態。同時,區伯尚且如此,其他權利者又將作何感想?

　　近年來,公車私用現象屢禁不止,相關治理方案出臺了一個又一個,比如實行暗訪或抓拍,比如實行GSP定位,但效果都不盡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體制內的監督難免會流于形式,并因為“運動戰”的臨時性而使之無法成為長效性機制。故而,引導社會參與監督,將其打成一場“人民戰爭”,才是最關鍵的出路所在。

　　近幾年,區伯因舉報公車私用、監督政府部門失職等行為,曾多次被人以暴力威脅,甚至圍毆踢打,致其多次住院。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出外界監督之難。若不能建立對舉報人的保護機構,若不能給舉報人提供安全的環境,那么受到打擊的社會監督,就難以發揮其自身的功能,而對權力的監督也便少了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公車私用之類的現象,也就始終得不到解決。

　　公車私用沒有秘密文件,真正的秘密在于,拒絕監督已經成為一種習慣,而如何改變時下這種狀況,讓區伯們有更廣闊的權利空間,關乎如何約束權力的宏大題旨。(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