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日前對國家工作人員因公出國“約法三章”，規定廳局級人員因公臨時出國，原則上2年內不超過1次或1個任期內不超過2次；出訪團組總人數不得超過6人，嚴禁組織“團外團”和攜帶配偶子女同行；正省級領導、副省長每年出訪不超過1次……（中紀委網站12月23日）

　　上述“約法三章”中，不僅有次數、任期、職級的限制，還有團組人數的限定、包機與否的限定等，還特別強調，這一具體規定乃因公出國的最高限量，并不能曲解為可以享受的因公出國待遇，更不能據此要求輪流出國。

　　這樣的規定顯然觸動了公眾的敏感神經，一直以來，對于官員頻頻出國甚至變相公款旅游的行為，社會公眾多有詬病，有關方面也曾出臺了不少禁令，三令五申，但效果似乎并不明顯，大量的公共財政資金就這樣被眾多官員開了洋葷。山東省這一規定，至少從“降低總量”、“減少財政支出”這一層面上講，有著不容低估的價值。

　　不過，這樣按照官員級別確定出國次數的規定，不免有“一刀切”的嫌疑。有網民就質疑，控制官員公款出國為何一定要規定次數？這樣的限定會不會將那些“真實的需要”也一并砍掉？官員如果確實出于工作需要而要出國，則這樣的“高壓線”未免束縛了手腳，進而可能會因此影響工作；如果確實沒有出國的必要，而只是因為這些官員達到了一定級別，則出去一次都嫌多，都是對公共資源的浪費。

　　山東省這次之所以不論“需要”、只講“職級”來確定出國次數，恐怕也有其無奈之處——“需要”存在太大的彈性空間，不好掌握，難以認定，也會給一些官員預留下閃展騰挪的空間，而“職級”則是剛性的，簡便易行，也不會出現太大偏差。這也暴露出權力運行過程中由來已久的“兩難”困境。

　　這一“兩難”困境并非完全無解，既然問題出現在權力運行過程中，則只能從約束權力上來破題。

　　首先，相關部門應清理各部門的“權力清單”，并據此來確定因公出國的需求，有些本來就屬于外向型的職能部門，當然可以適當放寬出國次數和頻率，決不能“一刀切”，而有些并不需要出國的部門，則可以“零”出國。

　　其次，各單位部門官員因公出國，要做到徹底的信息公開，出國的具體事由、經行線路，自然要事先向社會公開，歸國之后更要公開具體花費，接受社會監督。這些信息不應該繼續保密。惟有徹底地公開，方才有可能真正遏制住官員公款出國旅游的風氣，而且還不至于影響“真實的需要”。(胡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