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楊劍波訴證監(jiān)會案3日正式開庭，去年8月16日發(fā)生的光大證券“驚天烏龍指”事件再成焦點。這場行政訴訟，不僅關系到楊劍波的個人命運，也關系到廣大涉事中小投資者的索賠合理性，更關系到證券監(jiān)管制度能否被觸動到什么程度。中國證券市場仍然遍布技術性和制度性漏洞的背景，讓這場訴訟具有了歷史性意義。

　　“驚天烏龍指”事件的關鍵在是否可定性為內幕交易。事實上，在去年8月30日作出這一定性時，就已引來不少疑問。其一，證監(jiān)會曾經證實，光大證券策略交易投資部門交易系統(tǒng)的訂單重下功能從未進行過實盤測試，是造成錯單事件的起因。如果是技術性原因，那么事后認定的“內幕交易”有多少主觀故意的成分？其二，在錯單引發(fā)72.7億元的瞬間成交之后，光大證券采取了一系列對沖措施。這些措施聚集的234億元資金屬于業(yè)內常見的信用交易還是內幕交易的后續(xù)動作？是利用內幕信息斂財還是屬于對沖交易風險止損的自然行為？其三，“驚天烏龍指”之后，光大證券被處非法所得最上限的5倍罰款，楊劍波等4名當事人也被處“終身禁入”的懲罰。然而，沒有認定地方監(jiān)管部門、上交所等對軟件交易故障、券商自營業(yè)務漏洞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是否問題就出在光大證券而與他人無干？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些方面的調查均無下文。從司法正義的基本理念考量，無論楊劍波與證監(jiān)會的對決最終結果如何，那些與事件本身有密切關聯(lián)的事實，今天仍有必要進一步還原。同樣令人遺憾的是，即使還原了所有事實，司法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予以認定也是不確定的。目前能夠對內幕交易行為作出最清晰定義的，是最高法《關于辦理內幕交易、泄露內幕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但是，這一司法解釋也不可能囊括證券市場上發(fā)生的所有行為。在證券發(fā)展史上，“烏龍指”事件已經出現(xiàn)過不少次，光大“烏龍指”事件在本質上并無明顯不同，即使如此，由于目前關于內幕交易的司法認定仍然主要表現(xiàn)為原則性闡述，有可能造成在具體案例上的解讀歧義。而近年來，證券市場上的交易品種、交易工具層出不窮，伴隨其中的“擦邊球”行為甚至違法違規(guī)行為也趨于增多，證券監(jiān)管制度的滯后性和蒼白感也越加凸現(xiàn)。因此，楊劍波訴證監(jiān)會案也應成為證券監(jiān)管制度進一步充實和更新的起點。

　　完善證券監(jiān)管制度的急迫性還在于，如果證監(jiān)會認定的“內幕交易”不被審判支持，那么那些期待賠償?shù)闹行⊥顿Y者的維權之路就可能受阻。但無論判決結果如何，涉事中小投資者都應能繼續(xù)獲得司法救濟渠道。

　　現(xiàn)實地看，這些訴求不可能隨著一起行政訴訟案就很快解決，但不能因此忽視其重要性。就此而言，證券市場的制度設計者、監(jiān)管者，不管判決如何，都應隨此案展現(xiàn)出進取一面。（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