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全新時期，許多體制與措施是新的。因此，我們也同樣需要有適應“新常態”的思維與態度。不論是對國家還是個體，都如此

　　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河南考察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新常態”的提法引起了各方的熱議。雖然針對的是經濟領域的現象，但體現了對時代發展的思考。

　　“新常態”這一概念，在宏觀經濟領域被用于形容危機之后經濟恢復的緩慢而痛苦的過程。然而，經濟發展具有規律性，并通過一定周期性方式演繹。在新階段到來后，應對這一階段的特征予以接受與適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在戰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作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對于新常態，適應它，研究它，應對它，這是一種站在更高視野里的思考。

　　上述邏輯和態度，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也體現在整個時代發展對我們的影響上。未來學家戴維·霍爾在新作《大轉折時代——生活與思維方式的大轉折》一書中指出，從本世紀初開始，隨著全球經濟、互聯網和移動技術的爆炸式發展，人類社會開始進入一個新時代，即所謂的大轉折時代。在這個新時代，變化如此迅速，以至于成為社會的常態。作者認為，現實正以更快的速度發生改變，只有跟上時代的步伐，才能擁有提升自我、改變世界的力量。

　　30多年的改革開放探索，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融入了世界文明發展的主流。這種變化不只是直觀的，也包括應變能力的變化。當快速變化成為一種新常態，我們究竟應該如何應對？就這個意義上說，我們也應該以“新常態”的思維與態度去審視。

　　中國的發展，不僅是在適應時代與社會的變化中不斷前進，也遵循著自身發展的歷史邏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先后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國家建設，并在此基礎上加強黨的建設和社會建設。隨著上述進程推進，國家治理各要素逐漸形成，但彼此之間尚未實現有機化，傳統思維和傳統體制尚未得到徹底變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標志著中國社會和政治進入了一個全新時期。在這樣一個全新時期，許多體制與措施，相對于之前來說，完全是新的，因此，我們也同樣需要有適應“新常態”的思維與態度。不論是對國家還是個體，都是如此。

　　“新常態”也可能給我們帶來不適，因為打破了既有的習慣和節奏。適應“新常態”，有時是一種痛苦過程。但并不是說這種“新常態”都是發展放緩、福利受損，有時反而是轉型加快。在大轉折時代，特別是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既主動調整、又不可避免地受客觀影響的國家來說，多維交集的“新常態”的不斷出現，可能也將成為一種常態。

　　戰略上保持平常心態，戰術上積極應對。這是一種修養，也是一種成熟。做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與“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有機統一，就能夠把握乾坤。（鄭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