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是學問之地、育人之所，教書育人理當至高無 上。可是，行政化狹隘了高校的辦學眼光，也異化著人才培養的宗旨

　　 大學的行政化，社會人看到是學校要受外來行政主管部門的領導，內部要靠行政機構來運行這樣一些現象，對身臨其境者來說，看到和感到的可遠不止這些。當學校以官來行政的時候，官的影響力會滲透到學校的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環節，甚至是每一個人，實際地決定著這個圈子里每個人的命運，乃至整個學校的走向。

　　 學校行政化的本質是官本位，有著世人皆知的表現形式，又有著學校的行業特點，使這里的行政化別具一番味道。比如說，這里的官員絕大多數都有職稱，而且是官階越高職稱也越高，給人這樣一種感覺——當官比學術更重要；這里的每一個工作環節都要由官來決定，大到學科建設，小到吃喝拉撒，甚至連教學或科研活動產生的經費，都要有主管官員簽字才能報銷；這里的福利待遇也與官階大小有直接關系，體現在辦公室的面積大小、設備配備的檔次高低、樓層位置以及朝向等，也體現在像獎金發放、項目審批這樣一些隱性的活動中，一些學校甚至將那些名利雙收的高級別評優活動都鎖定在官員身上……凡此種種形成風氣的時候，當官才會受到重視，找官才能辦成事情，官員才是學校主宰的價值取向也會深入人心，對學校產生一系列的影響——

　　 首先是校風。有學者將校風總結為“一個學校的人們在各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趨向”，指明了校風的實質是人們所共同認可的一種準則。有了這種準則，人們會在各種活動中形成一種默契，共同遵守。高校是學問之地、育人之所，教書育人理當至高無上。但是，行政化的長期存在，使一些教職人員不是將精力集中在教學或科研上，而是唯領導馬首是瞻，深信與領導關系的親疏遠近遠比教書育人更加具有實效性。在這樣的氛圍中，有學問抵不過有背景，教好學生抵不過搞好關系，有背景又能搞好關系的人，遠比沒背景埋頭做學問的人吃香。

　　 其次是學風。學風是高校師生在治學精神、態度和方法等方面所形成的風氣，決定著一所高校教學和科研水平的虛與實。高校的學風如何主要通過師生來表現，因此，知名大學的通常做法是確定崇高的目標，作為引導師生的座右銘。哈佛大學的校訓是“真理”，牛津大學的校訓是“信仰與科學”，這樣的辦學理念使前者成為世界上獲諾貝爾獎最多的高校，后者先后培養出600余名院士及各領域里的大師級人才。不同的學風也導致不同的就業理念。

　　 據有關方面統計，在美國，只有3%的大學生愿意考公務員；在英國，公務員在大學生眼中是20個被厭惡的職業之一；而在中國，愿意考公務員的大學生竟達76.5%。我們無意貶低公務員這種職業，況且造成報考公務員熱度不減的原因也很多，然而，我們無法否認這樣一種可能：在行政化的浸染下，中國大學生在學校的時候，其“精神、態度和方法”就在耳濡目染中，養成了更適合搞行政工作的基本素質。

　　 再次是做風。“做風”與“作風”僅一字之差，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按慣常的解釋，“作風”是指“工作和生活上一貫表現的態度、行為”；“做風”是本人用來專指一些高校在行政化的管理體制中形成的潛規則。比如說，在用人、提拔和職稱評審中，領導授意往往可以超越制度；只要有一定的背景，沒有教學和科研經歷，也能戴上博導的頭銜；只要關系疏通得好，長年不上課仍然可以拿工資……這些常人幾乎不可想象，甚至瞠目結舌的事情，卻是一些高校無人撼動的事實。原因很簡單，作為下屬只能以服從為己任，按照領導的指令辦事。這是行政化以后高校存在的一種現象。

　　 中國歷史上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于至善”的古訓。盡管這里所說的“大學”并不專指學校，但是“明德”、“至善”一直是教育家追求的至高境界。為了達到這一境界，他們都表現出來高遠的立意。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時力推“學術”與“自由”之風，其立意均在于為培養人才而創造一種有容乃大的氛圍。比較之下，行政化確實狹隘了高校的辦學眼光，也異化著人才培養的宗旨，為一些人專權謀利提供了機會。

　　 2005年，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曾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據說有關領導后來就這個問題向國內最有名的六所大學校長請教，得到了諸如沒有氛圍，沒有火候，沒人帶頭等答案。9年過去了，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假設當年不是問道于校長，而是問道于教師，得出的回答可能會更具體些，比如，樹立學術尊嚴，淡化長官意志；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鏟除特權；整肅教風學風，凈化學術環境……這樣的意見可能更加具有針對性，也更可操作。最重要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出發點，擺脫了行政化的慣性，體現了對教師的尊重。（□文/祁嘉華：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