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新京報報道，今年5月，廣州公證處多收了市民馮某1450元公證費，經(jīng)舉報，多收款項被責令退回。但涉事公證處給馮先生寄去“紅頭文件”，要其親自去領取退費。馮某認為，多收款是對方的錯，不應由自己前去領取。于是他也給公證處寄去一份個人名義的“紅頭文件”，要求對方送款上門。8月7日，“紅頭文件”寄出，而昨日，多收的款項已被返還。此事遭曝光后，也引發(fā)網(wǎng)民熱議。

　　不得不佩服當事市民的較真勁，特別是那份臺頭署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字樣的“紅頭文件”，無論是其行文格式，還是語氣措辭，都與正式公文如出一轍，恐怕就連收到它的涉事公證處，都會感嘆“高手在民間”吧。但與此同時，也必須承認，相比有些部門的倨傲、輕慢，涉事公證處能在收到“紅頭文件”后及時“低頭”，將錢返還，而不是置之不理，甚至給馮某安個諸如“偽造公文”之類的罪名，也令人欣慰。

　　之于市民馮某，他敢于自制“紅頭文件”，以表達對涉事公證處發(fā)紅頭文件的“抵觸”，確實有些膽量。而其底氣也不是沒來由的：首先，廣州物價局已責令廣州公證處退回多收的費用，這相當于給馮某撐腰；其次，廣州公證處的行為屬于濫收費行為，馮某如果拿起法律武器維權，或許也勝券在握，而涉事公證處“繳械投降”或許也與此有關。

　　說起來，廣州公證處讓馮先生自己去領取退費，可能是事出有因，也可能是源于“機關病”的沿襲：對于某些機關而言，慣常的工作姿態(tài)是“浮上面”，而非“沉下去”。如果說是交罰款、領證件，讓民眾自己去辦，有囿于人力成本的因素，那退還多收錢款這種事本就錯在己方，憑什么要讓人用跑腿為之買單？

　　再者，向公民個人發(fā)紅頭文件，也是種角色誤讀。公證處與市民不是上下級關系，而是中介機構和服務對象的關系。公證處憑什么向一個公民發(fā)出紅頭文件？公民有義務執(zhí)行公證處的紅頭文件嗎？其濫發(fā)紅頭文件的背后，就是“二政府”心態(tài)的頑固。

　　濫發(fā)紅頭文件的傲慢，對應的是自制的“紅頭文件”維權的有力和無奈。馮某的創(chuàng)意維權，雖然是“以牙還牙”，可比起那些“跳樓”“自焚”等方式，溫和、巧妙而不失威懾力，對有關部門作風改善也是種敦促。但也要看到其無奈一面——維權依賴創(chuàng)意本就不正常，現(xiàn)實中，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想出新鮮的維權idea來。

　　說到底，自制“紅頭文件”式的維權，很具噱頭性，可它難以復制，可以想見，若沒有行政問責輔助維權，那維權靠“創(chuàng)意”的現(xiàn)象也就很難成孤例。在此意義上，圍觀這則新聞，我們還真不該僅將它當成一件趣事，一笑了之。（苦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