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梳理發現，一年多來，深圳共有15名街道執法人員因在查違中涉嫌職務犯罪而“落水”，其中包括3名執法隊隊長、6名執法隊副隊長。而類似的案件并非深圳獨有，全國多地通報過基層執法人員利用查違之便受賄、“貓鼠”攜手共惠的案例，這種“執法違法”現象已成為城鎮化進程中的毒瘤。

　　執法者成為“高危人群”，頻頻淪為違法者，這事兒雖然招人恨，卻也不足為奇。招人恨，是因為他們是國家權力的神經末梢、基層代表，最直接地和老百姓打交道，種種徇私枉法，一傷了民利二傷了民心。說它不足為奇，是因為有點權力就變現，鉆空子拿好處之后“選擇性執法”，歷來就是基層執法者身上的頑疾。“吃拿卡要”這個詞兒就是為這種現象準備的。

　　“神經末梢”人群太大，也太分散了。一個個分散的欲望，指望從上到下看住，并不是容易的事兒。沒錯，這是一些小權力，也是一個老問題，可卻小看不得，絕對需要“大藥方”。從治理邏輯上講，除了自上而下的法紀約束，最重要的是要賦予被執法者以力量，讓他們能夠抵制不正當執法、糾正扭曲性執法。而這種力量的來源，就是“依法治國”這四個字的基層內涵之一——把執法權裝在更精密的法治籠子里，透明運行。

　　十八大以來，從強勢的反腐敗到剛勁的抓作風，雙管齊下，一個關住權力的籠子正在編織。接下來，要警惕的是“牛欄關貓”——“大老虎”等這些體積大的動物確實顧忌更多、違法代價更大、用權更謹慎了，但一些“小黑貓”仍然可以選擇性地進進出出，和老鼠們勾勾搭搭，更不要說蒼蠅、蚊子的“自主權”了。只有繼續努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籠子的圍欄扎得更密一些，持續地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才能把每一個神經末梢上的權力，都非常精密地關在必要的部位。

　　更重要的是，遵循明晰的規則，把“選擇性執法”的自由裁量空間壓縮到最小，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防止“執法隊長的淪陷”。這就需要從兩個方面著力。一是明確執法邊界，規范執法清單以及執法者責任，并通過一些公開化、公共化的程序來保障。比如，交通管理從街頭罰款到統一交納的程序性改革之后，被執法對象清晰了標準，也減少了警察自由裁量的隨意性，大大壓縮了尋租空間。二是構建對執法者的監督體系，包括被執法對象的復議程序、媒體監督社會監督的渠道拓展，真正做到只要露頭馬上被糾。

　　這事兒說起來簡單，但因為執法權分散在社會各處、多個領域，情況都不相同，形成這樣一套精密牢籠并不容易，所以說需要一個“大藥方”。放長遠來看，社會治理中民眾有這樣那樣的不滿，執法者產生了這樣那樣的腐敗，都需要通過依法治國的大藥方，來尋求根本性解決之道。可以說，依法治國從來都不是一個宏大空洞的敘事，它需要體現于每一個“浮萍之末”，基層執法權頻頻淪陷，考驗著依法治國的決心、耐心與智慧。在制度建設上，就是要杜絕“牛欄關貓”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將要召開的四中全會專門討論“依法治國”問題，更值得期待。(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