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續曝光的救人反被訛詐新聞，不僅引發了人們對社會道德價值導向的反思，也助長了人們面對他人需要救助時的集體無意識。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在7月24日聽取了北京市政府關于《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的說明。《草案》第三十八條規定，個人在醫療急救人員到達前對急、危、重患者實施緊急現場救護的行為受法律保護。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的人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幫助人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據了解，這是我國針對“好心救助反遭誣陷”現象所出現的第一次立法回應（7月25日《新京報》）。

　　北京市擬將公民救助行為保護入法，填補國內法律在這方面的空白，是社會客觀現實的迫切需要。見義勇為、助人為樂、尊老愛幼是千百年來一脈相承的傳統美德，是受人類道德規范支配的行為，體現的是人們良好的道德水準，一直以來也被社會民眾所認同和發揚。

　　不可否認，近年來發生了數起好心人因救助他人反被訛詐的事件，造成了“救助恐懼癥”，有些時候導致人們對受難人視而不見。如一段時間以來老人摔倒無人敢扶的事件時有發生。這不僅引發了人們對公平公正和社會道德價值導向的反思，甚至還出現了“杯弓蛇影”效應。

　　陸續曝光的救人反被訛詐新聞，不僅引發了人們對社會道德價值導向的反思，也助長了人們面對他人需要救助時的集體無意識。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引發了人們關于道德滑坡的大討論。公共輿論普遍認為，譴責“小悅悅事件”中的冷漠者固然重要，但是反思更重要，只有從法律、制度、道德、社會層面入手，構建有利于見義勇為者的法治環境，建立獎勵機制，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才能有力地重建道德規范、修復社會信任。

　　雖然用制度設計來匡扶傳統美德，看似有些尷尬，但當社會變遷中出現了新問題、新情況時，公權力秉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匡扶社會道德，從法律制度層面維護和保障救助者的合法權益，讓他們的權益得到保障與呵護，亦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用法治的力量喚醒道德的良知，也有利于傳遞出更多的道德正能量。

　　就此而言，北京擬立法保護救護行為，承載和寄托著良法之治。好人反被誣為肇事者的事，雖然屬于少數，但經由輿論廣泛傳播，令人們身處“扶不扶”“救不救”“幫不幫”等困境時心存顧慮。北京擬立法保護救護行為，防止好心助人反遭誣陷，立法目的很明確，就是要給好人撐腰，推動社會風氣不斷向好。

　　社會實踐證明，隨著社會的發展，僅靠自覺已經不能完全支撐道德的大廈，法治社會更需給行善的好人以法律的尊重和保護。在不少國家都有類似的法律條款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如在美國和加拿大，相關法律給傷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責任，目的在于使人不用擔心因過失造成傷亡而遭到追究，從而鼓勵旁觀者對傷病人士施以幫助。

　　總之，立法保護公民救助行為勢在必行。除了加強立法，司法也要助力公民救助行為，依法支持公民救助行為，依法追究誣陷好人的小人、惡人的法律責任。必要時，可以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導解決現行法律的漏洞問題，解決見義勇為者舉證難，誣陷者追責難的現實問題。將保護公民救助行為入法，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因此，我們也期待，保護好人不僅局限在北京，最高立法機關也能夠審時度勢，將保護好人上升為國家意志，制定一部較完善的保護公民救助行為的全國性法律，弘揚社會正義、遏制忘恩負義的不道德行為。 （沈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