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對于普通讀者而言，“丁酉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和“丁酉年公祭軒轅黃帝典禮”這兩個概念很難區分清楚。事實上，它們的舉辦地分別在河南鄭州新鄭和陜西延安黃陵，兩地距離數百公里。新鄭的丁酉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儀式于3月30日舉行，而黃陵的丁酉年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在4月4日舉行。黃帝的公祭究竟在哪兒？問題再次被牽出。

　　陜西從1955年開始由當地政府主持祭拜黃帝活動，河南從2006年開始舉行大規模祭拜。對陜西來說，數十年的祭拜傳統顯然是重要的競爭籌碼，但對河南而言，對黃帝的祭拜在時間上雖然“晚了一步”，但或許也只能說明是文化意識覺醒的某種遲滯，并不能就此說明祭奠就無合理性。因而，兩地對“祭祀權”的爭奪，其實很難由某種固化的標準給出一個絕對的裁決。

　　但換個角度想，兩者之間真的有必要分出一個“勝負”嗎？新鄭是黃帝的出生地，黃陵則有黃帝的陵冢。現在，兩地的爭議主要聚焦于祭祀黃帝應該采取陵祭還是廟祭？說得確切一點，假如對黃帝的祭祀上升為國祭，到底應該在哪里祭？其實，到底是陵祭還是廟祭，國祭又該如何選擇，歷史傳統是一個重要的參考維度。但在國祭沒有確定之前，兩地的祭奠其實可以并行不悖。

　　對黃帝的祭祀，主要是強化文化意義上的認祖歸宗。但拋卻文化價值層面的考量，各地其實都沒有回避此舉對于地方經濟、文化發展的現實意義。歸根結底，“祭祀權”的爭議源自各地在文化資源上的競爭。可較之于一般性的自然資源，文化資源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具有相當大的開放性，并不必然排他。事實上，近年來與黃帝這一文化符號有關的爭論，并不僅僅發生在陜西與河南兩地之間。各地在強化黃帝這一文化符號的同時，也為地方經濟發展提供了程度不等的助力。這表明，只要是建立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各地挖掘同一符號下的文化資源，完全可以實現共生共存，大可不必過于強調“正統”。

　　退一步而言，假如國祭最終選定一個地方，并不代表其他地方喪失了祭奠黃帝的資格，否定了其相關的文化資源。畢竟，文化多元本就好過人為的“定于一尊”。再說，強調文化認同、打撈文化資源也好，瞄準文化經濟也罷，祭祀并非唯一的方式。與其把重心放在祭祀權的爭奪上，不如各自圍繞“黃帝”這一文化符號，做全方位的文化開發與保護，陜西、河南兩地完全可以依據各自的文化資源稟賦，求同存異、協調分工，既強化對黃帝文化的傳遞，也體現各自的特色。

　　名人故里之爭、祭祀權之爭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對于文化資源重要性的認知水平在提升。只要不偏離文化的初衷，其實是好事。爭議各方不妨多些共贏意識和包容心態，共同致力于把文化符號背后的文化資源做大，走向共贏。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只看到文化資源背后的經濟利益，而忽視文化本身的保護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