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沒有“精神的底子” 這些老人才被當成壞人

　　“壞人變老了”這句話隱藏了復雜的社會命題。如果討論止于對老人的批評和吐槽，甚至幾代人之間的“互懟”，那么這個命題就成了負向的公共討論。只有將這一代人的成長履歷嵌入到中國當代的歷史背景下，從中引出歷史性觀察和人文性的反省，話題才能有正向的價值。

　　和我一樣的“五零后”，大體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政治運動頻發(fā)的時期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時代。在那個年代，被人們背得爛熟的一段話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不再是傳統君子人格的示范，而成了革命的對立面，成了首先要拋棄的人格特點。今天，當年輕人呼喚年長者承擔起傳統文化示范角色時，卻不知很多人從一開始就沒有上過“這一課”。

　　特殊年代背景下的文化荒漠和書籍匱乏，也對當年青少年的成長非常不利。“文革”時期，整個社會以及各個家庭中，最缺的就是圖書，書店里只有8個樣板戲和浩然一人的作品，想讀書的青少年苦于無書可讀。對人的成長來說，讀書是很重要的，豐富而有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給予的是良心、良知與同情性的教育。蘇聯作家邦達列夫講：“一個人打開一本書，就是在仔細觀察第二生活，就像在鏡子深處，尋找自己的主角，尋找自己思想的答案，不由自主地把別人的命運、別人的勇敢精神與自己個人的性格特點相比較，感到遺憾、懊惱、他會笑、會哭、會同情和參與——這就開始了書的影響。”上世紀50年代的學生還有書可讀，并因此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錢理群就說，他通過讀安徒生的《海的女兒》而有了“精神的底子”，這篇童話所表現的對人的信念，對美好事物的信念，以及為了這個信念不惜獻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影響了他。然而后來的學生絕大多數就沒有錢理群那樣的機會了。這是那些被看做“壞人”的老人的悲哀——他們無緣獲得這種“精神的底子”。

　　與其說新聞中那些老人是“壞人”，還不如說他們是性格有缺陷的人。性格的缺陷固然也有自己的原因，但那個時代的原因是不能排除的；他們的許多行為是可氣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這些老人的人生軌跡是：中小學只受過很有限的教育，畢業(yè)后插隊、進工廠，然后退休或是下崗。一輩子下來平淡無為，晚年生活限于溫飽。他們沒有養(yǎng)成閱讀的習慣，精神生活貧乏，沒有什么獨特的興趣、愛好。他們生活的樂趣就是吃完飯聚一聚，聊聊天，跳跳廣場舞。迷戀于廣場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階層的標識，我們很難想象季羨林、周有光、楊絳、屠呦呦去跳廣場舞。這種老年人的群體興趣，其實表達了生活有限的可能性和無以排解的人生寂寥。

　　這些老人，給人的印象是很“橫”，不懂事，不聽話也不聽勸。其實他們過去多是很聽話的——老老實實忍受知識匱乏的學校教育，老老實實地下鄉(xiāng)，再老老實實地下崗。他們中的有一些人，到退休后，覺得自己聽話了一輩子，卻一直因聽話而吃虧，于是聽不進去話了。由于覺得自己一直很吃虧，心中就常常有氣，甚至是有一種“無名火”需要發(fā)泄，其行為就顯得很“橫”，有一種暴戾之氣。這些老人，看上去很強很“橫”，實際上卻屬于弱勢群體。

　　十九世紀著名的地質學家萊伊爾在他的巨著《地質學原理》中講：“回憶各民族的歷史，我們往往驚異地發(fā)覺，某一次戰(zhàn)爭的勝負，怎樣影響了現在的千百萬人民的命運，而這一次戰(zhàn)爭，早為大多數人遺忘了。”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如今中老年人成長的特殊歲月就與一場戰(zhàn)爭相似，它影響了一代人的歷史，影響了千千萬萬人的命運。時至今日，當我們再來討論“壞人變老了”的問題時，應提醒自己不要把個體的人單獨“提溜”出歷史進行批判，而忘了那些最該反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