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道德底線，“我”當何為

看客心態(tài)是道德之癌

　　“小悅悅”被碾后，與司機逃逸一樣觸怒公眾的，是“看客”的冷血。

　　魯迅先生說：“直的猛士，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從“小悅悅事件”看，“真的猛士”還真不少！在一個血肉模糊的小生命面前施施然繞過，不是鐵石心腸還真做不到。

　　魯迅先生曾在小說《藥》《阿Q正傳》里對國人的“圍觀情結”及“看客心態(tài)”作了無情鞭撻。那些伸長脖子圍觀革命者被砍頭的場景，曾深深刺痛國人。

　　粗略探究“看客心態(tài)”的歷史濫觴，儒家傳統(tǒng)還是主張見義有為的。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說“仁者必有勇”。孔子主張勇敢與美德同在，見窮困落難之人，頓生仁慈之心，關鍵之時出手相助，此為仁勇；伸張正義，敢為民請命，疾惡如仇，敢打抱不平，叫義勇。

　　只是兩千多年的封建統(tǒng)治者，幾乎未把子民當“人”看待，百姓命賤如草，生殺予奪，遑論人格、尊嚴？缺乏必要的精神內(nèi)涵，作為一個“人”，他自己都是不完整的，要他以“人”的仁義之心尊重、關心周圍的“人”，豈非緣木求魚？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社會價值、公共道德的正面倡引，使得社會精神面貌為之一新。當社會進入市場經(jīng)濟階段，舊的規(guī)范、秩序悄然變更，與市場經(jīng)濟相適應的社會倫理、秩序又未能適時生成，轉型的“空窗期”，個別場合下難免出現(xiàn)暫時性的道德失范。可以說，社會“看客心態(tài)”的復萌，或多或少與轉型期心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有莫大關系。

　　社會價值觀、道德觀、文化觀的重構，是一個漫長的系統(tǒng)工程，需要多層面、長時間的介入。

　　（連海平）

　　給做好人創(chuàng)造環(huán)境

　　18個路人的冷漠，折射了今天社會所呈現(xiàn)的信任缺失。

　　我們所受到的道德教育都是鼓勵人去做好事。但必須認識到，傳統(tǒng)道德所面臨的是一個“熟人”社會，做好事的社會風險很小。而如今人們處在一個“陌生人”社會，做好事很可能會為自己帶來不可預知的風險。特別是在“彭宇案”后，人們在做好事前首先要排除“惡”的可能，更多心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從眾心理。

　　第19個路人——拾荒阿姨的出現(xiàn)，才挽救了文明的最后顏面。我不否認這個社會還有好人，但一個值得揪心的問題是：為何會是拾荒者才保留著最樸素的良知和人性？難道我們受教育越多，對社會認知度越高，就會喪失對道德的最基本價值判斷？

　　不幸，現(xiàn)實中很多實例確實如此演繹。當制度、規(guī)范及其執(zhí)行機構在實際運行中出現(xiàn)錯誤，甚至失序時，其傳遞的信號往往是致命性的，“彭宇案”即是明證。“做好人為何那么難”？是因為有些時候做好人不但沒有得到法律的保障，反而會惹禍上身，于是不想做好事的人繼續(xù)冷漠，不敢做好事的人也就心安理得；想做好事的人要考慮后果，敢做好事的人則是鳳毛麟角。

　　道德的失范、信任的缺失，已經(jīng)威脅到最正常的社會人際交往，如何重塑道德規(guī)范、修復社會信任？歸根到底，還要落在制度的保障上，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須給做好人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環(huán)境，同時給做“惡”者以嚴厲的懲罰，才能慢慢地讓人們重拾丟失的良知和人性。

　　當前，應以信用制度的完善為突破口。這種信用，不但包括政府公信力，也包括個人信用。有了起碼的信任，不敢扶老、見死不救的“社會病”方能找到一劑藥方。（子在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