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審判程序 回應公眾質疑

　　據(jù)《人民日報》10月26日報道，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初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并公布了草案及說明，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在中國法制史上是第一次。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對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第一審、第二審程序，以及死刑復核程序等問題作出了調整和完善。將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范圍修改為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認罪”案件，突出體現(xiàn)為建立繁簡分流審判體系；細化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定，允許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對證據(jù)、案件情況和定罪、量刑發(fā)表意見并且可以互相辯論，推動量刑規(guī)范杜絕程序瑕疵；明確二審開庭范圍，當事人對第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證據(jù)提出異議，第二審人民法院認為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等，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規(guī)范死刑復核核準和不核準程序，明確提審和發(fā)回重申的適用，提升程序公正。有專家指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通過以后，對司法公正、保護權利等方面都會有比較大的促進。

　　作為一項基本的訴訟制度，追求公正和效率的高度統(tǒng)一是其核心價值。近年來，我國的審判制度一直在向這方面努力，如強化合議庭職能，設立法官獨立負責制；建立證據(jù)交換和質證制度，讓當事人明晰證據(jù)選擇的標準，規(guī)范死刑復核程序，將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等等。應該說，每一項制度的完善都是公正和效率的進一步提升，但同時也應該指出，由于這些努力多為法院自身的改革措施，沒有將其從立法程序上進行系統(tǒng)梳理，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這些制度蘊含的功能發(fā)揮。

　　其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一些案件的判決結果引發(fā)了不同的社會評價，嚴重的甚至引發(fā)公眾的質疑。比如，由于證據(jù)認定和選擇的不完善，“彭宇”案的審判結果至今成為社會之痛，有人質疑該案使公眾不敢見義勇為，引發(fā)社會道德水準后退等爭議。再比如，死刑復核，一些案件緣何得到核準？一些案件為何沒有核準？其標準是什么？公眾無法判斷，后果是一些人對一些案件的判決結果做種種猜測，是不是有官官相護的內幕？是不是有腐敗因素干擾司法審判？諸如此類，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

　　其中有多方面原因，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審判制度和審判程序的不盡完善。由于證據(jù)認定標準的模糊性，不同的人可能會得出不同的判決結論。一旦最終的判決結果與自己的個人判斷產(chǎn)生差異，有人往往將原因歸結于法院存在不公正審判。由于審判程序的原則性規(guī)定較多，給一些腐敗行為提供了尋租的空間，導致一些法院的判決表面上看似公正，實質上是選擇性執(zhí)法。由于我國死刑核準的政策性強，而這些政策性的指導原則沒有轉化為程序性規(guī)定，一些符合刑事審判政策的判決有時與公眾的心理判斷有距離，于是出現(xiàn)一些判決本身合法合規(guī)、合政策，就是不合公眾的心理預期，難以得到社會認同。由于一些刑事審判人員本身的素質無法全面、到位地掌控刑事審判政策，也導致一些案件判決結果與法律不相符。

　　本次刑訴法修改草案，努力將程序的完善向前推進。我們相信，隨著刑事訴訟程序的越來越完善、制度越來越全面、審理越來越公開，公眾的焦慮將會越來越少，對司法審判公正性的認同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