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患者應該有找到“最愛”的權利

　　12月1日，是第24個世界艾滋病日。在這樣的日子，慷慨地拿出版面，寫一篇應景的防治艾滋病文章，做一次防艾滋病歧視宣傳，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要真正將艾滋病從隱秘的孤島地帶，帶入人們所熟知、理解并坦然包容的場域，卻并不容易。

　　某種程度上，對艾滋病的歧視是一種比艾滋病本身更可怕的病癥。艾滋病人對權利、自由與社會寬容的渴望，我們從電影《最愛》中不難窺知。兩個身患艾滋年輕人的生死絕戀，與其說是一段勇敢脫離世俗桎梏的愛情故事，不如說是艾滋病人為了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故事。

　　電影投射于現實，這種權利爭取更有諸多演繹。艾滋病患者從過往對自我病癥的諱莫如深，逐漸走向了自我權利的勇敢伸張，這固然是防艾普及的一大好事，但要真正逾越這道人生屏障，我們更多地則應該叩問，公共管理者以及我們每個普通人，該為此做點什么？艾滋患者該到哪里去找“最愛”的權利呢？

　　“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的尺度，不是看這個社會對強者的態度，而要看社會對弱者的態度”。艾滋病人從身體上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弱者。一個文明社會理當對這樣的弱者，從身體、生活、工作上予以更多的關照與關愛。比如，公共醫療機構理應設置，專門針對艾滋等傳染疾病的醫療配套設施及專業醫護人員，而不是逢艾滋病人就拒絕，否則，艾滋患者為了得到醫治而故意隱瞞病情，反而可能加劇公共感染風險；再比如，對防艾的宣傳，不能僅止于發避孕套那么簡單，在60歲以上老人及青年學生的艾滋患者比例逐漸上升，艾滋病傳播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的情勢下，防艾宣傳是否應該在倡導安全性行為之外，對這類重點人群，進行必要的心理提前干預？

　　對弱者的態度，固然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尺度。但要讓整個社會真正去包容、理解、關愛弱者，卻也考量著公共行政管理的文明尺度。無論如何，艾滋患者都不應成為一座孤島，只要還健在于世，他們就不能僅是“活著”，而應該有找到“最愛”的權利。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