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胞胎”引出生殖倫理糾結
廣州一對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試管嬰兒技術孕育的8個胚胎竟然全部成功，富商夫婦找來兩位代孕媽媽，在去年一個月的時間內先后誕下4男4女八胞胎。
看到這則新聞，除了感嘆現代醫療技術的神奇之外，更多的恐怕還是對生育倫理及法律的追問：當生殖輔助技術水平越來越高，甚至與倫理親情產生沖突時，法律該如何作出相應的調整，來限制這種無邊界濫用？
嚴格說來，所謂的8胞胎不過是所代言影樓的炒作，因為他們分別出自3個子宮，其中3個由生母懷孕生產，而另外5個則由代孕媽媽生產。這難免帶來一個疑問：從法律上，8胞胎有著共同的母親，可是從生育行為上，他們卻有著3個不同的“親生母親”，這種不同的“待遇”會否影響到孩子，對其父母是個考驗。
拋棄這種親情紐帶對生命傳承的意義不談，8胞胎孕育過程中暴露的生殖倫理問題更應引起重視：試管嬰兒、代孕已突破了倫理和法律的制約，很多時候成為有錢人想生就生的游戲，只要給得起錢，只要有錢養育，技術就可發揮其特長，乃至創造出“八個胚胎居然全部成功”的神話。然而，只要市場有需求，生殖技術便投其所好，進而沖擊社會倫理。
與之前媒體爆出的“卵子黑市”一樣，8胞胎的違法違規之處顯而易見，有非法代孕及違反計生政策的嫌疑，還有醫療機構對生殖輔助技術應用的脫離監管。遺憾的是，面對技術的突飛猛進，相關監管規定卻原地踏步。目前，我們沿用的仍然是2003年10月1日開始執行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對代孕只有簡單的禁止規定，對試管嬰兒也只制定了相當模糊的倫理原則，如“應建立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并接受其指導和監督。”至于違反規定會受到何種處罰，并沒有作出具體規定。
單純地希望倫理委員會出面制止這種商業化的代孕現象，不太現實。設立生殖醫學倫理委員會的目的不是要阻礙醫療科技的發展和應用，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減少技術應用可能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傷害，尤其是生命科技的應用必須審慎地對待生命及其相關的倫理問題，相關監管部門必須作出回應。
輔助生殖技術的進步，本是不孕不育者的福音，而不應淪為商業化運作的工具。因而，對代孕、違規試管嬰兒給倫理親情帶來的沖擊，在倫理譴責之余，還須在法律層面作出明確的規范和制約，以防范8胞胎引發的不良社會傳播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