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言傳播不是言論自由

　　謠言并無真實性可言，往往會被真實的信息所揭露。其擴散最初僅以口口相傳的方式流傳，互聯網興起后，電子郵件、博客等成了謠言新的流傳平臺。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即時通訊工具和微博等成為謠言傳播的主要方式。因謠言一般是憑空想象或故意編造的傳言，制造這種傳言的行為被稱作“造謠”，傳播該傳言的行為被認為是“傳謠”。

　　從謠言的性質看，它不是自然人正常情況下使用語言進行相互交流的行為。自然人說話是與他人，包括個體、多人或社會進行交流的首要方式，在網絡上發表文字圖片等信息，理所當然的是自然人的交流行為。自然人無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虛擬的網絡環境表達看法，其目的都是與他人進行交流。然而，制造、傳播謠言不屬于通常我們理解并接受的自然人使用語言的正常交流。例如，2011年2月10日江蘇省響水縣謠言稱，陳家港化工園區大和化工企業要發生爆炸，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陸續產生恐慌情緒，并離家外出，引發多起車禍，造成4人死亡、多人受傷。由此可見，制造、傳播該謠言的目的，不是正常的與他人交流對事實的看法，不是表達、分享或者傳播個人的情感、想法、意愿、建議的行為，而是制造社會恐慌。

　　從謠言的內容來看，它不屬于受保護的合法信息。按照聯合國信息自由大會達成的共識：個人有尋求、接受和傳達信息的自由，但應當受到尊重他人權利、受法律對所有人的自由、財產和安全保護的限制。網絡謠言及其傳播具有跨時空、快速性、迷惑性、模糊性、甚至破壞性的特點，其目的不是采集、傳播信息，而是虛構事實以引發社會關注。例如，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海岸發生9.0級地震，造成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1-4號機組發生核泄漏事故。3月16日開始中國個別地方出現謠言，說受日本核輻射影響國內鹽產量將出現短缺。謠言傳播后在多數省市部分地區開始瘋狂搶購食鹽，更有商家趁機抬價。再如，2010年山西地震謠言，導致山西數百萬人街頭“避難”，引發不必要的社會恐慌。可見，通過互聯網散布的謠言，引發社會恐慌、危害社會穩定，是不合法的信息。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傳播謠言不屬于言論自由范疇。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公民有言論的自由。在互聯網新技術時代，公民通過在即時通信工具和微博等平臺發表文字、圖片等信息，是表達自己對社會、事物和他人個人觀點的新方式。按照《牛津法律大辭典》的定義，言論自由是指公民在任何問題上都有以口頭、書面、出版、廣播或其他方式發表意見或看法的自由，但受尊重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限制。我國憲法學界主流觀點也認為，言論自由的憲法基本權利，屬于政治權利的范疇。謠言是捏造的虛假事實，是無事實根據的傳言，不存在對基于事實提出個人看法的基礎，可見，制造、傳播謠言的行為，在法律上不屬于行使言論自由。這也是世界各國都對網絡謠言依法予以懲處的法理學基礎。

　　從憲法的角度來看，謠言嚴重危害社會的公共利益的，應當依法禁止。我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各類網絡謠言，有的針對公眾所關心的問題捏造事實，有的故意編造虛假信息制造社會恐慌，有的故意損害生產者、經營者的商譽，有的故意損害他人的名譽、隱私，還有的是故意煽動、制造和破壞社會管理秩序。制造、傳播這類謠言嚴重損害了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權益。2008年的“蛆橘事件”，讓全國柑橘嚴重滯銷，導致生產者、經營者的經濟利益嚴重受損就是明證。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國家有責任依法制裁那些故意制造、傳播謠言的嚴重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在法治國家中，需要國家按照法律的規定，采取法律的措施來制裁那些嚴重危害社會的網絡謠言。如果我們把網絡環境看作是現實生活中的空中航道、大海航線、陸地道路，其中有飛行器、輪船、車輛、行人的軌跡。正如空中航道、大海航線、陸地道路需要設置航線、交通標志，才可以維護正常的空中航道、大海航線、道路交通秩序一樣，對于利用互聯網制造、傳播謠言，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行為，國家應當制定法律、行政法規，明確規范網絡環境中的各種行為，界定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對于制造、傳播謠言并可能或者已經造成嚴重后果的危害行為，要依法實施法律制裁。由此看來，治理網絡謠言，需要國家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在這方面1978年以來，美國政府各部門先后出臺了130多項法律法規；2000年以來，印度頒布《信息技術法》，涉及刑事訴訟、行政管理等內容（2011年修訂），重點加強對網站的規范管理，任何人不得發布有關煽動民族仇恨、威脅國家團結與公共秩序的內容。2010年9月起，印度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要求對黑莓郵件、即時通訊等通訊軟件，以及臉譜和推特等社交網絡平臺進行監控。散布虛假、欺詐信息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規定。值得我國借鑒、參考。（周偉 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