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煎餅哥”和“u一代”危機
日前，山東泰安的“本科生煎餅哥”，戴學士帽賣煎餅走紅網絡�！凹屣灨纭碑厴I(yè)后曾多次就業(yè)，但社會實際與自身預期相距遙遠。這個年輕人最終選擇賣煎餅，他說：“現在不談什么理想了，首先得活著�！保ā度A商報》5月10日）
“本科生煎餅哥”引起筆者注意的是“感同身受”：一是楊玉龍本人就讀學校與筆者所在學校屬于同一類型，是根據“海歸、高學歷、名校生、重點大學、普通院校、�？啤⒏呗殹迸判蛑械暮笳撸瑮钣颀埍救伺c筆者的不少學生有著相似的“就業(yè)難生存難”的境遇，二是附著其身的“知識改變命運”教條能否落地同樣困惑著筆者的學生乃至困惑著整個社會。
對社會來說，“本科生煎餅哥”已經不是個例，更不是用簡單的就業(yè)難就可以解釋的。就筆者的看法，這是一個教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系統性社會課題。對個體來說，關乎理想如何安放，對社會來說，關系社會和諧和尊嚴。
一直自降身價的“本科生煎餅哥”，做過營銷代表、工人、保安……可以說，在這種自降身價的過程中，就是對“知識改變命運”產生懷疑的過程，也是對教育投入和產出比進行嘲弄的過程，而隱藏其后的一個社會大背景就是社會層級的固化和板結，是社會流動的日益艱難和個體上升夢想的日益空想化。
一個明顯的判斷是“本科生煎餅哥”的增多，即便帶來的不是讓“知識改變命運”墮落為“謊言”，恐怕也是讓“知識改變命運”的吸引力逐漸降低。這對個體當然不是好事，但對整個社會來說，更不是什么好事！道理很簡單，因為“知識改變命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其蘊涵著一個基本判斷：哪怕是再貧寒、再無助的個體都是可以通過拼搏、奮進、可以通過擁有知識來達到自己的夢想，實現自身向上流動。也只要在這樣的階層上升機制之下，個體的努力都會得到尊重而不是鄙視，個體的向上渴望都可能得到呵護而不是被阻止。但“本科生煎餅哥”顛覆了這一切。
這讓筆者想到了美國記者羅賓·賴特發(fā)明的一個特定詞匯：“U一代”�！癠一代”是指無成就的、未被接納的、未充分就業(yè)的以及被低估的16歲至30歲左右的青年群體。這個群體數量眾多，教育程度較高，思想較為開明，樂于進取卻又沒有足夠的機會，對現狀不滿，對未來有較高預期，并且熟悉新媒體和新技術。結合我國的“蟻族”現象以及可能出現的更多“本科生煎餅哥”，在筆者看來，如何直面“本科生煎餅哥”身上的理想無力和知識“謊言”，就是與整個社會的和諧有關，而不僅僅與大學生有關。
“本科生煎餅哥”作為一個符號，就是階層被固化的象征，自降身價的過程就是命運被復制的過程。美國社會學家杰克思在《誰將出人頭地：在美國取得經濟成功的決定因素》一書中認為，在大學費用急劇膨脹的今天，人們之所以上大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把學位作為一張獲取地位高、收入多的工作的門票。但“本科生煎餅哥”的出現表明，這張門票已經不那么有效，甚至把夢想追求者推向了既無法前進也無法后退的困頓之中。
“現在不談什么理想了，首先得活著。”這句話背后是對“知識改變命運”這句名言的拷問，這值得整個社會反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