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經費”何以制造出“貪污教授”？

　　很長一段時間，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農生環大樓335房間的大門緊閉著，那個熟悉的身影師生們已很久沒有見到。門牌上標示著辦公室的主人為“陳英旭教授”，門上留下的手機號碼記者始終無法撥通。2013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陳英旭涉嫌貪污案，杭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陳英旭授意其博士生陸續以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1022.6646萬元專項科研經費套取或者變現非法占為己有。知情人士稱，如果這一指控被法院認定，此案可能創造了貪污科研經費的新記錄。（《中國青年報》7月29日）

　　貪污這事兒，從來只聽說“貪官”的說法，教授“貪污”幾乎聞所未聞。的確，科研機構更多給人以清水衙門的印象，教授更是純粹的腦力勞動者，要和貪污扯上干系，的確不免牽強。于是，相比貪官貪污的見慣不怪，教授貪污倒是成了少見多怪的新鮮事。然而，當一位高效教授，僅僅通過開具虛假發票、編造虛假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近乎小兒科的手段，便輕而易舉的套取占用高達千萬元的科研經費，的確出人意料。

　　然而，真實的情形是，隨著中央財政科技投入年均20%的增長，2011年，中國研發投入占全球比重達到13.1%，更是一舉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投入國。不過，科研項目的投入漸漸“不差錢”，并不代表科研經費就能花在刀刃上。在大學教授貪污千萬課題經費一案曝出之前，審計署便早已披露，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而對于科研機構而言，一邊想方設法申請更多的經費，另一邊則想方設法把撥下來的經費用完，也同樣是公開的潛規則。個中原因，正緣于申請到經費的多少，以及是否用，事關科研機構及其人員的利益。現實中，科研經費在發票上大做文章，大到房與車，小到給孩子買個鉛筆，都能以科研經費走賬。科研經費大量流逝，沒能創造出太多成果，反而卻制造出了不少科研“老板”和“富翁”，甚至催生出教授“貪污犯”，也就并不意外了。

　　那么，如何遏制科研中的腐敗，如何防止教授墮入貪污科研經費的深淵，其實要比個案的追究更為關鍵。應該承認，與商業投資不同的是，科研經費究竟該如何投入？投入多少？又如何評估投入的效益？這里面的確存在著很大的信息不對稱性。現實中，科研經費多由科研單位申請，相關部門審批，科研單位是內行，審批者卻是外行，頂多可以借力其他科研單位專家作評估，但二者之間在信息方面的不對等顯然難以避免科研經費夸大申報、甚至謊報、濫報；胡批，亂批的狀況。至于“學術權威”在科研經費申請與審批中的絕對權力，更是缺乏起碼的監督與約束。科研投入上的亂象，自然為科研經費的亂象乃至貪腐創造了條件。

　　相比國內科研經費的撥付與監管的粗放，國外的科研經費，則要接受嚴格的監管，其中科研人員的工資與福利要接受嚴格期中檢查與事后審計，同時還實行崗位薪酬制度對個人收入水平進行總量控制，以杜絕科研經費自肥的現象。在英國，除了必須嚴格遵守財務管理部門的規則，超范圍支出更將惹來極大的麻煩。科研項目在花錢的時候也就不得不如履薄冰。除了嚴苛的財務規則，公立科研項目還要受到媒體的跟蹤，獲得經費科研團隊有義務對媒體公布他的進度，政府更是強制科研機構公布財務報告。

　　可見，唯有對“科研經費”進行更加清晰獨立的定義，嚴格審批環節，同時加強并完善對于科研經費使用的審計與監督機制，讓科研經費的開支也如履薄冰了。“科研經費”才不會制造出“貪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