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壞人”的權利更考驗法治
8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刑訴法草案。草案規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同時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應當予以排除；司法機關有排除非法證據的義務，并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證據合法性有質疑的，有關偵查人員應出庭說明情況。（綜合近日媒體報道）
這一次刑訴法修改，一個總體的價值取向就是“人權保障”：約束警察的權力，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權利。
一些迷信警察權力和痛恨犯罪的人可能會覺得，法律進行這種取向的修改非常別扭：法律為什么要這么規定呢？警察抓小偷，警察是好人，小偷是壞人，為什么要對犯罪嫌疑人有這么多保護，罪犯的人權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權更重要，保護壞人比保護好人還要積極——不僅是中國，甚至在權利和限權觀念很強的美國，警察都有很多這樣的抱怨。我倒覺得，綁住警察的手，賦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權利，這是一種法律進步和法治文明的表現。
考察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和法治水平，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刑事訴論法——因為刑事訴論法調整的是權力最大的人和權利最弱的人之間的關系：警察面對犯罪嫌疑人，掌握著合法暴力的使用權，當然權力很大。犯罪嫌疑人面對警察，成為階下囚，處于一種非常不利的位置，當然是權利最弱小，很容易就被侵犯了。而且因為他們已經被當成了壞人，這種被侵犯很容易就被忽視了，也很容易被看成是正當的，警察打一個壞人，這不很正當嗎，不很解恨嗎？
可是，不要說法律還沒有斷定他就是一個小偷或一個殺人犯，即使判決了，罪犯仍然有他的人權，他們的權利也應受到尊重。
警察打一個沒有犯法的平民，我們可能會群起而攻之，會批評警察；而如果警察打一個犯罪嫌疑人，很多人可能會鼓掌，會叫打得好。正因為存在這種權利的歧視，所以，犯罪嫌疑人的權利格外要受到關注和保護——這也正是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最大意義。也正是從這個角度看，考察一個國家的人權保護狀況，主要并不是看對平民保護得多好多完善，而恰恰就是看對處于不利境地的犯罪嫌疑人的保護——因為他們的權利最容易受到漠視和侵犯。
如果連權利最容易受到侵犯的犯罪嫌疑人都保護得很好，其他人的權利就更不必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