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公家人”的“私德”不是苛求
公職人員接受更嚴格的道德審視、更充分的道德培訓，是公職之“公”天然的要求
近期，深圳公務員打罵生父一事，讓公職人員的道德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熱點。國家公務員局近期也透露，該局已制定《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要求“十二五”時期對公務員進行一次“道德輪訓”。
對于公職人員，道德舉足輕重。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提出：“要堅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的確，一個動輒用拳頭說話的公職人員，面對矛盾糾紛時如何能理性處置、妥善化解？這不僅是基于常識的“合理推論”，也是來自個案的現實考量。
公職人員的道德表現，塑造著公職部門的公共形象。甘肅成縣政法委副書記涉嫌犯罪，被停職并依法拘留；河南省汝南縣公安局民警酒駕致5死3傷，也被批捕。雖然只是個案，當事人也已被法律懲處，但這些公職人員對部門形象、群眾信任的傷害，卻難以避免。
然而，從江蘇沭陽將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等個人品德納入干部考核，到江蘇南通將搞婚外情等不良行為納入公職人員“行為禁令”，這些公職人員的道德建設之舉每每引來熱議。除了可操作性之外，更有關于公職人員“道德邊界”的討論。一些人認為，家庭關系、個人交往等，屬于私人生活，關乎的是私德范疇，用以要求干部，有點觸角太長。
的確，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結構的分化，以及對個人隱私和權利意識的普遍認可，私域和公域的區分愈發明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簡單地從私德類推公德、以私德否定公德，顯然會失之偏頗。動輒用GPS定位官員行蹤，隨意“人肉搜索”曝光公職人員及其親友隱私，既不公允也不可取。
然而也要看到，公職人員掌握著公共權力、履行著公共職責、關系到公共利益，擁有不同于普通群眾的特殊身份，對社會有著更大的影響力。當被視為社會管理者的公職人員，與暴力、酒駕、猥褻等刺目文字聯系在一起，引發的道德波動，遠遠超出普通個體的失德離德、違法犯罪。即便是按照權責對等原則，公職人員也理應承擔起公職責任之外的道德責任。
可以說，公職人員接受更嚴格的道德審視、更充分的道德培訓，是公職之“公”天然的要求。而合理區分、妥善對待公與私的不同，關鍵則在于明確評判標準、找到校正準星。只有從標準上厘清公私界限，在制度上完善規范對公職人員的監督內容，才能更好地適應社會發展，順應公眾期待。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先賢提出的人生理想。把提高個人修養、處理好家庭私事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第一課，從做一個有愛心、有修養、有道德的人開始，最終做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人民的人，當是“公家人”應有的人生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