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州模式“非正常倒下”的典型意義

　　高州市人民醫(yī)院這兩天暴得大名，只因央視披露該醫(yī)院有醫(yī)生收藥品回扣，當地多部門組成的工作組迅速開展調查取證。醫(yī)生收受回扣有何聳人聽聞的新聞價值？查處是必要的，又何至于給人以興師動眾、如臨大敵之感？只因這家醫(yī)院曾創(chuàng)造了“高州模式”，是聞名天下的醫(yī)改“標兵”。而回扣之事披露之日，也許就是“標兵”倒掉之時。

　　醫(yī)生收受回扣，似已無更多討論價值，以之歸咎于個人品行，也不過是淺顯之見。值得深思的是，一個正面典型何以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蛻變？這種蛻變與“高州模式”的存廢有沒關系？該院原院長鐘煥清認為，在他主政期間，亦即“高州模式”有效運行期間，是“不存在醫(yī)生收回扣”的，并“經受住了中紀委、省紀委的暗訪”。而在其離任后，“高州模式”便被廢止。倘若上述情形均屬實，那么，雖未必能立刻發(fā)現回扣與模式的邏輯聯系，卻也不能據此斷定二者之間就必然沒有因果關聯。

　　假如“高州模式”只能起到消解醫(yī)生收受回扣的作用，那它就不值得這樣引人關注。僅從結果看，“高州模式”是一種能使消費者滿意、醫(yī)生受益、政府得益的“三贏”目標得以實現的運營模式。坦率地說，如今層出不窮、琳瑯滿目的改革舉措，讓雙方滿意的都少見，三方都滿意的更是打著燈籠難找。這樣一個好模式，為什么會在鐘煥清離職后就疑似崩解呢？

　　“高州模式”是改革的產物，但據報道，其創(chuàng)始與形成，卻只建立在當時當地主要領導與醫(yī)院主要領導之間的“默契”上，這就使這一模式的現實與命運都充滿不確定性。主導“高州模式”的鐘煥清的被調離，以及他離職后“高州模式”的變異，都不過是這不確定性的一部分。“高州模式”的出現，看上去只是個意外或偶然，而它的存在似乎一直游走于制度的邊緣。作為一個粵西山區(qū)醫(yī)院，高州醫(yī)院由于推行嶄新的運營模式，竟然吸引了23個省市的患者前去就診，這是一個奇跡，但就是這樣令人驚嘆的業(yè)績與光榮，也不能掩蓋它存活于制度外的灰色狀態(tài)。

　　改革的成果需要制度化升華。被實踐證明有顯著成效的改革，假如不能激活現存制度的想象力和內省力，不能得到制度的認可，則無法獲得繼續(xù)前進的動力，已取得的成果也無法鞏固，走回頭路實在易如反掌。對曝出醫(yī)生吃回扣的高州醫(yī)院，很多人可能與鐘煥清一樣感到“遺憾”和“心痛”，但這家醫(yī)院走到今天，大約也在不少人的“意料之中”。任何人都不難做到抽象地擁護改革，而真相則只有在改革波及、觸及自身利益時才浮出水面。比如，很多人都會口頭贊成改革是最大紅利的主張，但在既得利益者心中，恐怕還是不改革是最大紅利。對見慣了群眾看病難、看病貴，過慣了以藥養(yǎng)醫(yī)、拿慣了回扣紅包、聽慣了行政指令的“醫(yī)療界主流”來說，“高州模式”自然是非主流，是“不可復制”的，醫(yī)療一定是也必須是厚利少銷而不能“薄利多銷”的。有效降低了患者負擔的“高州模式”，據說它的一些做法與有關政策相悖，而它的成功實踐并未促使相關政策引發(fā)對自身是否合理的反思，它的無疾而終卻再一次證明了相關政策的不可動搖。

　　“高州模式”曾經像一座孤島，現在看上去則似一朵曇花。這曇花恐怕也不會留有余香，因為人們仿佛只關注回扣的事件真相以及對責任人的懲處。高州市人民醫(yī)院已經“回歸主流”了，日后恐怕要越來越像“主流”，從此便太平無事，連藥品回扣被曝光的概率和關注度也將越來越小。 （滕朝陽 北京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