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并非只是網絡氣質

　　針對一些公共事件或司法案件，近來輿論批評表現得不依不饒，并因此引發爭論。一種觀點因此看似順理成章，即認為網絡存在偏見，有些洶涌的批評純粹無理取鬧，另外，網民狹隘的批評一旦受到縱容，往往會出現這樣一種惡性循環——當事人尤其是政府部門回應輿論質疑后，網民往往會變本加厲，提出更多的質疑，由此導致回應者處境極為艱難，經常陷入兩難的境地。

　　批評偏好加上網絡高昂的信任成本，造就網絡輿論的“刻薄”印象。前者早已司空見慣，是網絡表達環境所致，加上現實生活中的媒介，所能擔負的批評重任極為有限，人們自然會將自身的批評沖動轉移到網絡上；至于網絡高昂的信任成本，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狀況并非只是局限于政府部門這類特定群體。

　　混跡網絡的人或許對過去諸多網民不信任表現記憶猶新，比如由網民發起的捐助患血癌女孩魯若晴這個事件中，即有網民質疑發起人的動機；又如在今年的“315”晚會期間，因為何潤東微博爆出的“八點二十發”，公眾人物涉嫌參與公關，很多在此期間發表傾向性觀點的公眾人物，都受到網民的質疑。盡管部分當事人試圖辯解，但并不能獲得網民的信任。至于近年來在網上從事公益事業，或部分雷鋒式的公眾人物，他們也早已毀譽參半。

　　如何看待網民的不信任，事實上，這正是虛擬社會必然出現的狀況，一個人在網絡中的角色扮演，往往有著臉譜化的性格特征，這其中，或通過不留情面的吐槽、爆料等行為，以另類出演進入網民視線；或因為對公共事務的介入而表現出意見領袖的魅力，諸如此類，評價不一，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有著鮮明的性格特征。這是網絡獨有的生活方式，它強化了每個人的個性特征，但因為這種臉譜化印象，加之網民彼此了解的途徑有限，由此加劇了圍觀者的道德審視沖動，于是我們看到，那些在網上高調地介入公共事件的人，其行為塑造的道德觀感，往往因為其高調而遭遇吹毛求疵的批評，這些批評未必有根據，但或可看出網民的不信任傾向。

　　網絡的批評與解構偏好，以及虛擬的社交環境，是高昂信任成本的重要原因。這種不信任可能隨著公共討論的深入而有所緩解，唯獨需要注意的是，那些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的，尤其是原本政府部門應該公開的信息，或按理應給予回應的事件，一旦本著網絡輿論刻板印象，認為對網絡批評“不必過于緊張，甚至有必要忽視”，那時，網絡的不信任就會加劇現實的成見。近來有媒體有類似表態，一方面認為網絡輿論的質疑無窮盡，另一方面又認為政府部門責無旁貸，這種狀況其實并不矛盾，畢竟網絡的不信任并非全然是網絡氣質的流露，它也是對社會現實的一種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