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戰略互信需要中美兩國相向而行

　　冷戰結束后，伴隨著臺海危機、炸館事件和撞機事件等，中美關系這艘航船乘風破浪，顛簸前行。兩國雖通過危機控制保持了戰略穩定，但戰略猜忌不但沒有隨著兩國磋商機制的加強和社會交往的密切而消弭，反而因國際格局和中美實力消長的變化而加深。美國奧巴馬總統執政后，經過2009年的“親密接觸”和2010年的“全面博弈”，中美關系進入新一輪緊張期。兩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議題上的矛盾和摩擦增多，戰略競爭的態勢凸顯。中美建立戰略互信并實現長期戰略穩定，成為擺在兩國決策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在兩國關系面臨“歷史岔口”的背景下，胡錦濤主席2011年1月對美國的國事訪問，阻止了2010年以來兩國關系螺旋形下滑的趨勢，彰顯出兩國建立穩定戰略關系的重要意義。在1月19日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雙方確立了兩國關系的最新定位——“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如果說“相互尊重”體現為兩國在政治上的理解和包容，“互利共贏”體現了在經貿上的互補和融合，“合作伙伴關系”則具有積極和正面的涵義。冷戰后中美對兩國關系的定位，從克林頓時期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到布什時期的“戰略競爭者”、“建設性合作關系”和“利益攸關方”，再從奧巴馬執政初年的“積極合作全面關系”到今天的“合作伙伴關系”，既表明中美關系“競合共存”、“復雜多變”的現實，也表明兩國致力于管理和駕馭兩國關系的戰略決心。此份《聯合聲明》作為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1997年《中美聯合聲明》和2009年《中美聯合聲明》之后的第六個指導兩國關系發展的重要文件，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但從另一方面看，兩國的戰略互信并不會因此出現質的提升。除一些具體合作內容外，《中美聯合聲明》更多闡明的是兩國努力的方向，是一種期望而非現實，兩國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國對別國的戰略判斷，大致分為“盟友”、“伙伴”、“對手”和“敵人”四類。中國基本處在“伙伴”和“對手”之間，即“非敵非友”的位置。在相當長的時期，這一判斷都很難有重大改變。

　　穩定和發展中美關系任重道遠，《中美聯合聲明》無疑為兩國培育和深化戰略互信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路線圖，但如何履行承諾，推動相關內容的落實，值得深入觀察。近一時期，一些戰略家和學者紛紛就兩國建立戰略互信拋出方案。除斯坦伯格繼續推銷“戰略再保證”外，《經濟學家》也刊登多名美、英前高官提出的“戰略再保證”方案，美國學者約翰?米勒—懷特和托馬斯?巴內特草擬的“新美中大戰略協議”也有類似內容。筆者認為，兩國宜從造成雙方戰略猜忌的多個領域入手，本著闡明底線、互釋善意、先易后難、平等協商的精神，本著對歷史和未來負責的態度積極培育兩國的戰略互信。

　　首先，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兩國在經貿、金融問題上的分歧，并以國際規則為依據處理爭端，有助于繼續發揮經貿關系作為中美戰略互信“黏合劑”的作用。美國將國內經濟的“三高一低”問題（高失業、高赤字、高債務和低增長）歸因于中國的“貨幣操縱”顯然有失公允，靠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強壓人民幣升值也是“藥不對癥”。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形成，是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美國不能因為中國從自由貿易中獲益而任意改變自己確立的游戲規則。《經濟學家》警告稱，美國應遵守自己制定的規則??訴諸貿易保護主義會“弄巧成拙”，它不僅會削弱中國對該體系的信心，也會使美國更難為自己申辯。當然，并非所有的美國人都享受到經濟全球化和中美貿易帶來的好處，但美國無疑有能力、韌性和決心通過科技創新、產業升級重振經濟，而這對中美都有好處。中美在新能源、高鐵、智能電網、民用航空等高新技術和產品領域也具有廣闊的合作空間。當前，中國正通過擴大內需減少對出口的依賴，通過擴大對美進口和投資縮小對美貿易順差。中國積極響應美國的“擴大出口戰略”，在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兩國簽署總額450億美元的經貿協議，讓23.5萬美國人保住了工作崗位。美國也有必要在放松對華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和迅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上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動，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贏得發展。另外，涉及匯率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時，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二十國集團等多邊組織討論和解決，比威脅進行單邊制裁更顯公正和權威。《聯合聲明》中兩國承諾努力建設“全面互利的經濟伙伴關系”，表明中美經貿、金融關系不會因兩國經濟的轉型而“脫鉤”，相反會在新的水平上更為密切。

　　其次，中美就亞太和平共處與軍事互信達成一定默契或協議，是中美戰略互信的重要保證。目前中美在亞太角力的態勢如不加以控制，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很可能出現軍備競賽升級的危險。憑借優勢軍力和冷戰期間形成的安全機制，美國認為自己有能力維持在東亞的安全主導權。但安全壓力增大的中國如果做出反制，東亞地區安全困境則會加劇。美國應明白，在自己的利益與東亞各國深度融合的今天，“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現實決定了制造緊張局勢最終會損傷自己。《聯合聲明》重申了兩國在亞太地區“和平共處”的決心，并承諾就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開展更密切的合作。實際上，中美在亞太的合作大于競爭，雙方在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推動亞太一體化和地區合作上擁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國對美國青睞的亞太一體化持更開放態度，更多從經濟全球化而非地緣政治視角看待美國，同時著力緩和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有助于沖淡美國地緣戰略的軍事色彩。雙方尤其應加強在朝核問題上的對話，確保半島的和平、穩定與無核化。就軍事互信而言，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在2011年1月訪華期間提出中美開展戰略對話的建議，希望穩定因美對臺軍售屢遭沖擊的兩軍關系。筆者認為，盡管中美兩軍交往存在諸多障礙，但對話比對抗好、交流比猜忌好。中國應通過對話，讓美國了解中國的利益關切，闡明軍事現代化和軍事戰略的意圖，緩解美方疑慮。美國也應明白，中國基于國內艱巨的發展任務和防御性的戰略文化，在可預見的將來都不會挑戰美國。但美國固守絕對優勢和絕對安全的戰略思維是不明智的，接受在東亞影響力的相對下降和承受一定的“不安全感”，雖然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能夠換來中美的和平共處與互利雙贏。

　　再次，美國就政治互信釋出更多善意，并以實際行動展現對中國政治制度的尊重，是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對于以“自由、民主”的理念立國、視人權外交和推廣民主為國家利益的美國來說，僅做出尊重中國“選擇自身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表態是不夠的。美國國務院停止在年度人權報告中攻擊中國，總統停止會見達賴，正確認識和評價中國的政治制度和人權狀況，都是美國可以向中國發出的積極信號。當然，要求美國社會，尤其是反共觀念根深蒂固的議員、各種非政府組織和宗教團體接受美國政府的做法是困難的，但這更彰顯了兩國通過更大規模的社會交往了解對方的重要性。《中美聯合聲明》強調雙方應“本著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處理人權分歧，“按照國際文書促進和保護人權”，無疑具有進步意義。君子和而不同，美式民主當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中國終將按照自己的路線圖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如果美國在看待和對待中國時少一些偏見，更積極地通過人文交流、政黨交流、人權對話和社會交往與中國接觸，無疑有助于化解中國對政局穩定的擔憂。

　　最后，臺灣問題在建立兩國戰略互信中仍極為重要。美國對臺軍售問題不解決，中美戰略互信即使建立，也是在“流沙之上”。鑒于臺灣在美國戰略棋盤上的重要位置、美國國內涉臺立法和強大的親臺勢力，要求美國政府立即承諾停止對臺軍售是困難的。但隨著兩岸關系的不斷改善和中美共同利益的不斷拓展，臺灣作為美國戰略資產的價值實際上在萎縮。而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中華民族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愿望會更加強烈，對美國對臺軍售也更難以容忍。《中美聯合聲明》并未提及美國對臺軍售問題，表明兩國未能在這一敏感問題上取得進展，美國繼續向臺灣售武這顆中美關系中的最大“地雷”依然存在。從中華民族復興、亞太和平及穩定中美關系看，大陸和臺灣應就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盡早溝通，從根本上拆除兩岸軍事對峙的引信。美國決策者也應拿出戰略家的勇氣，推動對臺軍售問題的最終解決。

　　中美關系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如何培育戰略互信，構建兩國戰略穩定框架，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擺在兩國決策者面前的大課題。崛起大國的復興之路并不平坦，守成大國的“守業”任務也不輕松，雙方的心理和利益調適都需要一個過程。雖然面臨著諸多矛盾，但在全球化深入發展，在和平與發展的主旋律高歌猛進的“地球村”時代，在中美兩國利益深度交融、兩國高層和民間全方位接觸的今天，兩國必須也有可能避免成為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