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的社會壓力不比埃及輕

　　當前發生在中東的社會政治運動，盡管在各國表現有所不同，但仍有不少共同之處：主要力量是對社會經濟現狀不滿和對當政者失望的廣大中間階層和中下層民眾：各個群體的訴求盡管不同，卻都要求執政者下臺：社交互聯網絡在其中大顯威力；斗爭的形式不同于以往，既沒有統一的組織，也沒有統一的領導。

　　從更為廣闊的時空背景看，這場社會政治運動并不孤立。從橫向上比較，其與歐美、肯尼亞及吉爾吉斯斯坦等更多國家發生的社會動蕩都有共通之處，甚至可以視為一種延伸擴展扣高潮涌起。部分原因或直接的導火線都是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加重經濟發展困難，導致廣大中間階層和中下層民眾生活境況惡化而加劇不滿等。無論是突尼斯扣埃及的街頭抗議者，還是美國的“荼黨”，都多為各自國家的“草根” 階層代表，都充分利用互聯網發起運動。抗爭所導致的結果也是政府換人或者執政更加艱難。英國執政10余年的工黨因刺激經濟不力被保守黨取代，美國奧巴馬在“變革”口號下取代執政8年的布什，這與突尼斯執政23年的本·阿里出逃和埃及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下臺不能說沒有頗多相似之處．

　　換言之，就實質而言，中東所發生的社會政治運動和政府更替，與歐美民眾通過選舉改變議會或政府以及探索資本主義“第四條道路”和“新資本主義”，都是在新的科技和經濟形勢下為尋找和調整更好的國家發展方向、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而做出的努力和探求，兩者并沒有根本性的差異。不同之處在于努力和探求所采取的部分形式和路徑，歐美等國民眾的街頭抗議和不滿最終通過選舉和選票來改變執政者和議政者，進而實現國家大政方針的調整和改革：中東國家則是民眾的抗議示威首先終結了現政權．然后再通過選舉或其他形式來確立新政權，進而采取新的國家政策。這些基本的共同點和不同點，在歐美主導的國際輿論中被有意或無意地被壓縮甚至忽略。相比之下，西方所關切的中東國家的宗教（伊斯蘭教）、文化（激進主義）和政治制度（威權統治）等因素則被聚焦和過度放大，甚至近乎成為所謂“國際社會”關注的全部。

　　另一方面，從縱向聯系起來看，此輪社會政治運動 “震源”，是新問題加重老問題進而導致多重危機集中爆發。金融經濟危機背景下通貨膨脹持續加重，從 2007年開始持續4年左右的糧食危機不斷推高糧食價格致使中下層民眾生活變得愈加艱難，這些問題與長期存在的高人口增長、高失業率和兩極分化嚴重等基礎性社會經濟問題相互疊加、強化、激蕩，使得長期累積醞釀的社會矛盾短時間內迅速激化，加上政府應對失據無力，終于釀成系統性崩盤的大亂。

　　在很大程度上，“震源” 甚至可以進一步追溯至“9·11”事件后乃至更早的冷戰后中東國家在內外巨大壓力下開始實施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革與調整，是較長時期以來歷史性轉型的延續和深化。換言之，如果有關國家的執政者在此前就能結合自身國情和世界大勢，堅持不懈地推進各方面改革和政策調整，較好滿足本國多數民眾各方面訴求，那么興許就能幸免于當前這場社會政治運動，據此前瞻，此輪社會政治運動在席卷突尼斯、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也門、巴林、阿曼和伊朗后，勢必蔓延和沖擊更多國家，不僅短期內難趨平穩，甚至還可能引發更加劇烈的變動，對整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國際關系造成深遠影響。（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教授。高祖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