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圖效法納粹德國，日本搞不好外交

　　日本安倍內閣的二號人物——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日前在公開演講中大放厥詞，竟然要求日本要像當年納粹德國“不知不覺”地修改魏瑪憲法那樣，“靜悄悄”地去修改日本戰后憲法。麻生的發言，令人大吃一驚。須知，在德國，公開發表有關支持納粹的言論是要負刑事責任的，而在當今日本，身為前首相、現任內閣重臣的麻生，堂而皇之地以納粹德國為“榜樣”，鼓動日本修憲，卻不是一件“丑事”，用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一句輕描淡寫的“麻生發言的用意何在應由其本人解答”就能輕易打發。而麻生的怪論，反映出日本政壇的現實——有關日本軍國主義的右翼思潮，不僅不是一種錯誤，反而還是一種“英雄的做法”，且這種做法還因為能激勵日本回歸“正常”而受到“喝彩”。

　　就在麻生發表奇談怪論的同時，日本外務事務次官齋木昭隆正在中國訪問，以尋求改善對華關系的渠道，而安倍晉三首相幾天前在出訪東南亞期間，還在急切期待著早日與中國舉行首腦會晤，這可真是自相矛盾。一方面是麻生歷史復辟的“妄言”，另一方面是急切盼望改善處于僵局的對華外交，在這種極端矛盾的扭曲心態下，日本又何談重新構建“鄰國外交”？

　　仍舊處在參議院選舉大勝漩渦中的安倍內閣，恰似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號稱是“坐穩”了江山的安倍內閣，以為可以借著“權力安穩期”，就可以“放手一搏”了，所以，麻生選在此時此刻，發表一番“謬論”，既是麻生本人一貫右翼史觀的使然，又是安倍內閣“本來面目”的暴露。

　　本來，按照計劃，安倍晉三是在根據參議院選舉的結果來判斷他何時具體推進早已策劃好的“修憲復興大業”，安倍的“設想”可能有三種：一是理念優先，即先行從實施修憲擴軍等高端政治領域入手;二是政策優先，即繼續放手實施“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經濟增長戰略三是理念與政策交替進行，即在判斷內外形勢的前提下，有時是理念優先，有時是政策優先，有時可能是理念與政策同時并進，即修憲擴軍與經濟發展政策一起推進。

　　目前看來，可以推斷，安倍實施第三種設想的可能性很大，這是因為，如果盲目推進“修憲擴軍”，肯定會使“安倍經濟學”有所滯后，而“安倍經濟學”一旦不能帶來實效，就很可能會拖累安倍內閣的民意支持率，導致安倍內閣中途垮臺。不過，如果安倍內閣只是埋頭于發展經濟、意圖扭轉日本長期經濟不景氣的局面，那么，執政黨自民黨內與其他日本政壇的右翼保守勢力就會看不慣，右翼勢力就會在自民黨內對安倍施壓，安倍如果失去了右翼保守勢力的支持，安倍內閣也會出現不穩局面。在理念與政策二者都不能“獨輪前行”的情況下，安倍必然會選擇“雙輪并行”的路子，既要求得“安倍經濟學”獲得成效，又要不失時機地實現自己“修憲擴軍”的野心。

　　那么，安倍的第三種選擇——理念與政策交替進行，真能如安倍所愿，順利推進嗎？難也、否也。

　　安倍前幾天在出訪東南亞三國期間，反復談及與中國和韓國舉行首腦會晤的可能性，而他的東南亞之行，也有通過加深與東盟國家的關系來反襯和倒逼中國與韓國，安倍想的是：中韓不是不與我舉行首腦會晤嗎，我現在還有東盟這些傳統伙伴，我在東亞并不孤立。其實，安倍這么想，只能映證出安倍內心的虛弱，試想，連與中國韓國這兩個對于日本的地緣政治影響極大的國家的關系都搞不好的內閣，現在仍舊一意孤行，妄圖重走軍國主義法西斯老路，幻想著能夠“理念與政策雙豐收”，豈不知，當安倍內閣走“經濟政策”優先道路時，還真有可能找到改善與中韓兩大鄰國關系的門路，而當安倍內閣走“修憲擴軍”與“經濟政策”并行的道路時，或者干脆執意走“修憲擴軍”的黑路時，想要改善與中韓兩國的關系，簡直是老牛上樹、難上加難。

　　麻生的“效仿納粹修憲論”，不是安倍內閣的“靈丹妙藥”，如果安倍聽信了麻生的“妄言”，自己一再想要與中韓兩國舉行首腦會晤的愿望，必然會落空，麻生的“妄言”，只是送給日本重構近鄰外交的“一劑毒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