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么比喪失希望更具毀滅性。對于美國來說，要實現真正的種族和解，只有讓包括非洲裔在內的社會底層重燃希望。然而，這一路途似乎過于遙遠。

　　悲劇再次在美上演，魯梅因·布里斯本2日在給兒子送餐時遭警察槍殺，這名非洲裔人當時手無寸鐵。此時，弗格森市白人警察射殺黑人青年和紐約市白人警察扼殺黑人男案余波未平。又是白人警察執法，又是非洲裔人死亡。當數百名示威者4日晚走上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街頭時，此前幾近失控的弗格森怒火燃燒得更為猛烈。

　　最近幾起案件都涉及“警察開槍”和“種族歧視”話題，但在弗格森怒火的炙烤之下，這兩個話題被熔化成“白人警察隨意殺害黑人”這個凸顯種族歧視的論斷。倘若抽離白人和非洲裔兩個要素，人們對于“警察開槍”是否合理的判斷可能會有些許差別。由于槍支泛濫，加上美國又是恐怖主義攻擊的頭號目標，警察每天都工作在高度危險的環境中。因此在碰到自己認定的危險時，警察被授權可以置對方于死地，這就是所謂的“自由裁量權”。在最近幾起案件中，警察似乎總能據此為自己的行為做出合理性辯解。

　　但不幸的是，他們碰到的恰巧都是非洲裔。現實的情況是，美國非洲裔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2013年年底，美國非洲裔男性有3％身陷囹圄，白人僅有0.5％。2011年，每15名非洲裔兒童中就有一個家長在坐牢，而白人的數字是111比1。有三分之一的非洲裔男性會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入獄——這比白人男性的概率要高出5倍。由此，警察在執法時與黑人發生沖突的可能性極大，也很容易陷入“以貌取人”的陷阱。于是，敏感的“種族歧視”話題就有了“用武之地”。

　　美國政府當然難辭其咎，在黑人占多數的社區，警察仍然以白人為主，但他們并不能代表當地的種族構成。于是，警察執法很難不被貼上“種族歧視”的標簽。今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85％的美國非洲裔受訪者認為遭到警察的歧視，而即便在上世紀60年代，這一比例也只是76％。非洲裔在街道上受檢查的頻率比白人高得多，他們被捕和坐牢的比率也大大高于白人。歐洲主流媒體報道稱，美國年輕黑人被警察槍擊的可能性是年輕白人的21倍。很顯然，美國警察在這里陷入了兩難困境，非洲裔人犯罪率的高企讓他們對其格外“關注”，而這種“關注”又極易被斷定為“種族歧視”。事實上，某些白人警察本身就難以擺脫“種族歧視”的嫌疑。

　　無論政治人物如何粉飾，美國社會的種族分離問題早已暴露無遺。盡管種族隔離情況已經不復存在，但大部分美國城市中，依然很容易能夠分出“白人”、“黑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聚居區。美國2013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1年白人家庭年平均收入為6.2萬美元，非洲裔家庭只有4.1萬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三分之一。非洲裔人士占美國所有無家可歸者的40％以上，至少20％的非洲裔人士沒有醫療保險，貧困率是白人的2至3倍，高達約25％。

　　與此同時，非洲裔和其他少數族裔通過教育、就業等途徑走向社會中上層的機會匱乏。大多數非洲裔孩子出生于貧困社區，同學可能帶槍上學或者吸毒，缺乏良好的受教育環境，有些人從小就對學習產生了厭倦情緒，甚至自暴自棄。由于生存環境惡劣，非洲裔的犯罪率長期處于高位，這反過來又強化了白人主流社會對非洲裔群體的歧視。說白了，無論警察“種族歧視”是否屬實，最近一系列示威事件不過是美國非洲裔心中長期積郁的不滿的一次集中爆發。

　　沒有什么比喪失希望更具毀滅性。對于美國來說，要實現真正的種族和解，只有讓包括非洲裔在內的社會底層重燃希望。然而，這一路途似乎過于遙遠。（趙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