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來，中國內部一直在持續著一場關于中國外交方向的大辯論，學界和政策界關于新世紀中國的對外政策到底是應堅持“韜光養晦”為主，還是奉行“有所作為”為主進行了長時間的筆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持續十余年辯論的結果也日漸明朗。

　　事實上，自羅伯特·佐利克稱呼中國為“利益攸關者”開始，各種調門的“中國責任論”就鋪天蓋地而來，而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更是被歐美媒體視作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亮相時刻（coming-out moment），加之中國在2010年在GDP上躍居世界第二位，所以早已曝光于世界鎂光燈下日漸強大的中國，就被要求擔負更多的國際責任。在此情況下，總不至如鴕鳥一般遇事則將頭埋入砂礫，世界上也并不存在這樣一堆可以遮蓋住中國日漸強大實力的“砂礫”。如果選擇“躲”，則會成為原本抱有國際道義感和責任感的中國被外界誤解的下策。

　　另外，2014年11月28-29日，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到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針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主動謀劃，努力進取”。而恰恰是習總書記提及的這8個字，既為那場持續十余年之久的中國外交方向做了國家戰略政策層面上的定調，又為我國今后外交工作大原則做了總指導。根據中國的整體實力，“直面”國際環境為中國外交“量體裁衣”實為上策。在外交大方向的辯論告一段落、第二次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也將載入新中國外交編年史的同時，我們也在思考，中國外交的奮發有為，中國外交的積極主動，到底該遵循怎樣的進路？一個名副其實的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又該如何養成呢？

　　有一種聲音是中國應轉向“準聯盟”外交，甚或在新形勢下奉行“結盟”外交。此類觀點在一段時間以來持續發酵，在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的慣常思維下，在國家利益逐步遍布全球的前提下，關于中國應該拋卻不結盟外交的言論也在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市場，導致與俄羅斯、韓國這樣的“戰略支點”國家結盟的聲音不絕于縷。但客觀說來，這類觀點的可行性并不高。

　　其一，但且不語普京已明確表示中俄不會結成同盟關系，即使獨獨一個擁有美國保護國身份的韓國，又如何能被用中國智慧下的“楔子戰略”撬動與美國的“血盟”關系呢？東亞既有事實告訴我們，對沖機制的兼容純屬一廂情愿之事。

　　其二，大國之為大國，威信出自于言行一致。2005年以來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理念從根本上與結盟的對抗思維不相容，況又習近平總書記上任半年后倡議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特征恰是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在他國無意，而承諾需要信守的前提下，如若中國不明確奉行“結伴不結盟”的政策，又何談中國不先行墮入“修昔底德陷阱”呢？因此對抗性的結盟思維就與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多有出入而行不通。

　　而如不結盟這般，中國外交的前行之路要避免孤單，走少許彎路，又該如何呢？有國內學者早在2014年初就分析可用“結網巧戰略”，也有部分學者通過分析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認為中國政府首次公開表明要建立“伙伴關系網”來助力中國崛起，實行雖不樹敵，但要有朋友的“結伴不結盟”政策來護航中國外交。如果仔細品味十八大以來中國新一屆政府兩年多以來的外交實踐，我們彷佛能看到一副崛起背景下的中國外交戰略全息圖。這幅全息圖展示的是中國外交由“點”到“線”再及“面”、由近到遠鋪陳開來形成“漣漪圈”，再與早已在全球布局的“大外圈”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種與咄咄逼人的“革命”修正主義姿態絕無關聯，而充滿與己角色相稱的“溫和”改良主義的全球外交戰略新常態。

　　國外智識群體中有學者對中國外交戰略全息圖的理解似乎較為深入，他們從具體領域著手，充分發掘中國“內因驅動”的外交戰略史。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認為自上世紀改革開放起，中國的一切外交舉動就緊緊圍繞著國內局勢或需求而展開，德雷斯勒（Jacques deLisle）在考據了中國接受西方國際法之路的基礎上更是認為，外交為內政服務幾乎就是中國國家的基因。這些西方學者的分析似乎客觀上為現時代勵行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進程做了背書。

　　的確，十八大以來，中國開始以我為主，緊緊圍繞并統籌“兩個百年”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國內大局與實現中國崛起的國際大局，以超越敵我的觀念奉行“無敵國”外交，在全球范圍內只與時代弈一盤外交大棋局。在目前建設小康社會、在建設富強和諧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為了給予人民實惠，為了推動國內剩余產能走出去，也為了周邊乃至世界其他地區人民的福祉。

　　中國政府與東亞區域內的東盟國家、韓國、澳大利亞等“點對點”實施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建立自貿區的計劃，也與70多個國家“點對點”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并且規劃與某些國家“拉線”建立經濟走廊，如中巴經濟走廊、中孟緬印經濟走廊，也包括有學者正在呼吁建立“中朝韓經濟走廊”，以實現在東北亞方向上的合攏，使周邊合作得到全覆蓋；中國政府還在某些地區“鋪面”，建立“一對多”的首腦或部長級集體會晤合作機制，促進與這些地區的經貿往來，如中國-東盟首腦會晤機制、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機制、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等。

　　中國外交沿著點、線、面呈漣漪狀往外共振推進，最終與早已在全球層面上布局的遍布亞洲、歐洲、南美洲和非洲的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2008年以后成立的遍布五大洲的充分代表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的G20集團領導人會晤機制的“大外圈”匯合激蕩，形成中國外交在地區與全球層面的交響樂協奏曲，這篇華美樂章也寓意著中國期待在“責任聚合”和“利益共享”前提下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并與發達國家在競合關系下和諧相處，以倒逼改革而非暴力改變的方式來更新現存國際關系中不合理的政治經濟舊秩序。

　　2015年3月，萬象更新的中國也在兩會上確立了“一個重點、兩條主線”的外交部署。實則，“一路一帶”倡議這個重點必將成為推進“漣漪圈”外交理路的引擎，而“和平”與“發展”這兩條主線也必將成為“漣漪圈”外交理路中的黏合劑。飽含“為國家擔當、為世界盡責”的中國，也必將與期待著建設公平公正合理全球新秩序的國家一道在建設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為世人充分展現出獨具特色為人稱道的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大國外交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