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隨著形勢發展，智庫建設跟不上、不適應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要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重視專業化智庫建設。這既指出了中國智庫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也為各類智庫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廣闊空間。

　　中國智庫研究的基本觀念

　　當前，全國各地發展智庫的熱情空前高漲，各種類型的智庫不斷涌現，相關研討會和評估也絡繹不絕。但是，在全社會智庫熱之際，我們也需要對智庫問題進行一些冷思考，對基本問題進行反思。這些問題中最突出的就是智庫研究和發展中的“唯西方論”，具體表現為以建立在西方經濟制度文化基礎上的智庫及其標準來衡量中國智庫，從而得出中國智庫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甚至中國沒有智庫，必須按照西方智庫的標準，尤其是按照獨立于政府、黨派等標準來建設中國智庫的結論。這種看法是不可取的。

　　在此，我們有必要重溫習近平總書記的一些觀點。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和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給予了我國智庫建設以方法論上的指導，值得智庫建設和研究者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外國有益、好的東西，我們要虛心學習。但是，不能全盤照搬外國，更不能接受外國不好的東西；不能妄自菲薄，不能數典忘祖。”他還指出：“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必須注重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形式和內容有機統一。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這些論述告訴我們，第一，智庫建設和研究要防止“飛來峰”。美國等西方國家是世界上智庫產業發達的國家，西方智庫的研究能力令人稱道，影響政策的能力非常強。但是我們不能照搬，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蘭德公司、布魯斯金等，不能以西方智庫建設的標準來衡量中國智庫的發展狀況，照搬西方智庫發展模式。第二，智庫建設和研究不要妄自菲薄。在《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了我國智庫建設存在的問題，指明了未來智庫建設的方向，同時他也肯定了我國智庫建設的成績。他說：“近些年來，我國智庫發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智庫建設和研究中，我們不能矮化甚至抹殺中國智庫建設的成就和貢獻，要實事求是。既要指出問題，也要肯定成績。第三，智庫建設和研究要尊重歷史，扎根本國土壤。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應該是在中國歷史傳統、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逐步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它要繼續茁壯成長，也必須深深扎根于中國的社會土壤。

　　中國智庫研究的主要領域

　　萬丈高樓從地起，大廈不能建在沙灘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不能割斷歷史，而是要借鑒中國幾千年治國理政的智慧和歷史悠久的智囊傳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智庫積累的經驗和存在的教訓，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和研究提供歷史根基。

　　第一，中國古代智庫模式研究。對于智庫起源，學界普遍認為智庫起源于歐美。在2011年由筆者主編的《中國智庫發展報告》明確提出，智庫起源于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萌芽發展，以后歷朝歷代均重視智庫的作用。我國古代的決策咨詢制度是現代智庫的源頭，“稷下學宮”“門客”“師爺”“幕僚”等起到了智庫的作用。對內，他們憑借豐富的經驗為官員出謀劃策；對外，則以自己超常的智慧獨擋一面。這些早期智庫的人員來源、社會使命與獨立人格的關系、維持運轉的方法、影響決策者的方式等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挖掘和研究智庫之源。

　　第二，智庫發展模式研究。從世界智庫發展模式來看，智庫是多元的，并非沒有政府支持或者獨立于政府才叫智庫。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統籌推進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技和企業、社會智庫協調發展，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鮮明、規模適度、布局合理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從中可以看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不是要擠壓傳統官方智庫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大力發展非官方智庫，而是要使其多元化發展，百花齊放。當前，我們需要認真總結已有智庫取得的經驗，探討已有智庫運作的體制機制，影響決策的方式以及影響力大小，通過總結經驗使不為人們所知的智庫浮出水面，被人們所認可。例如并不廣為人知但在國家決策中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智庫——國務院參事室。它成立于1949年，是具有統戰性、咨詢性的國務院直屬機構，人員由國務院總理直接聘任。參事室作為高級智庫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直接向國務院提出意見和建議，特殊情況下可以“直通車”方式向總理建言獻策，影響政策制定和領導人決策。國務院參事室的“旋轉門”作用可圈可點之處很多。這種研究人員的高規格聘請，以及影響政府決策的效果是其他智庫難以達到的。同時，參事室已同22個國家和地區的33家智庫建立不同形式的合作關系，在國際智庫交流以及提升國家軟實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總之，黨政、社科院、軍隊、參事室等智庫的人員來源、結構組成、資金來源、運轉機制、調研方式、政策影響力，以及國務院參事室與地方參事室參與政策制定的協同機制等，都需要我們認真總結研究。

　　第三，智庫發展的地域模式研究。當前，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教育文化、政府決策方式的差異，導致各省市智庫發展水平是不平衡的。經濟社會發達地區，例如北京、上海、廣州，智庫數量多，影響力較大。我們仍以參事室為例，除了國務院參事室外，還有許多地方參事室。它們影響地方政策制定的力度越來越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廣東等經濟發達地區，智庫已經不再滿足于被動地完成本級黨委政府交辦的咨詢任務，而是通過更積極主動的行動影響地方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海市參事室近年來牽頭組織了長江流域13個省、市的政府參事就開發長江黃金水道問題展開聯合調研，調研組提交的建議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重要批示，并引起交通部的高度重視。我們有必要從地域角度對智庫的分布、實力、影響政策的方式以及智庫同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從而總結概括我國地方智庫發展的不同模式，呈現我國智庫發展的地域特色。

　　第四，智庫影響政策決策模式研究。智庫的核心作用是影響政府決策，中國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有些影響方式并不被外人所知。這些方式可以概括為：第一，內參模式。這是中國智庫影響政府決策最為重要的方式。比如，新華社內參、中國僑聯特聘專家委員會的《僑情專報》等。智庫研究者需要研究的是政府通過什么方式和以什么標準來選拔具有內參資格的機構、目前哪些機構有資格提供內參、提供內參的方式和渠道是什么、內參的效力有多大等。第二，成果要報的形式。這種影響政策決策的機構主要是高校以及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自然基金委員會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管理部門。他們主編的《成果要報》和“國家社科基金”專刊、期刊雜志等，將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研究成果送給政策制定者，起到了決策參考作用，為促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智力支持和理論支撐。第三，成果發布會的形式。智庫無法從內部影響政策決策時，為了得到讀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需要有媒體戰略和宣傳戰略，讓智庫的觀點傳播出去，影響政府決策。總之，與西方智庫相比較，中國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方式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當前我國智庫建設和研究過分注重共性，而忽略了個性的研究。其實，共性要通過個性來呈現，共性蘊含在個性之中，在強調智庫影響政府決策方式共性方面的同時，也要注重個性方面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建設“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

　　第五，中國政策決策體制和決策咨詢制度研究。中國特色的政策決策體系和過程孕育出了中國特色的智庫。智庫建設和研究不能局限于以智庫來研究智庫，因為智庫發展受到政治體制、經濟體制以及政府決策體制的影響，各個國家公共政策決策的方式差異也導致了各國智庫的多樣性。總結我國智庫發展經驗，不能忽略對我國政策決策體制和決策咨詢智庫進行研究。因此，智庫要突出中國特色必須將智庫建設和研究與我國的民主集中制、協商民主制度、跨部門協調機制、以及地方政府政策實驗等模式緊密結合起來，只有將我國智庫置于轉型期中國政策決策體系的宏觀背景中，才能凸顯中國智庫特色。

　　第六，智庫產業引領創新驅動研究。智庫產業是創新型知識經濟的集中體現，它通過形成政府政策開放帶動、參政議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動、高端產業集聚拉動、金融市場融合互動、科研咨詢創新驅動為核心產生的全智能產業鏈條，從而推動智庫不斷壯大，并進一步促進經濟新常態的持續健康發展。在目前這一戰略機遇期，以智庫產業為代表的創新驅動產業越來越重要。智庫產業是要解決“自我造血”的問題。不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層面，我們均需要加強智庫產業問題研究。

　　總結中國智庫發展的經驗，可以避免“唯西方論”，陷入西方智庫建設和研究的“路徑依賴”，彰顯中國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和歷史文化傳統對智庫的影響，增強智庫建設和研究的自信。我國智庫發展只有突出本土特色才能被國際社會所認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當然，注重中國智庫發展和研究的經驗并不是要固步自封、唯我獨尊，而是強調中國智庫發展和研究是有歷史基礎的，不是毫無根據的。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和研究要在總結概括我國已有經驗的基礎之上，借鑒西方智庫發展的有益成果，走出一條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智庫發展之路。

　　載于北京市委《前線》2015年第4期，原標題《中國智庫研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