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上小學一年級（實驗性的小學）的女兒做家庭作業時，聽她誦讀英語課文，“I like hot dogs. Yummy, yummy, yummy!”“I like hamburgers. Yummy, yummy, yummy!”“I like Coke, Yummy, yummy, yummy!”小學英語教材里講喜歡熱狗、漢堡和可樂，還說是美味，這讓女兒非常困惑。雖然她也愛吃，但一直以來的家庭教育，以及有時吃完這些食品就生病（不僅僅是否巧合）的事實，也讓她知道這些是“垃圾食品”。女兒嗔言，編教材的人腦子有問題。

　　編教材的人腦子當然沒問題，而且可能還是一番好意，希望通過教材傳播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幫助小朋友們理解和學習。作為義務教育教科書，這本三年級起點的英語教材（三年級上冊），系依據《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11年版）編寫，并經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2012年審查通過。編寫者在后記中稱，本冊教材集中反映了基礎教育教科書研究與實驗的成果，凝聚了參與課改實驗的教育專家、學科專家和一線教師的集體智慧。2012年出版第1版，到2014年12月已經印刷三次。公允地講，這個教材已經是同類教材中相當重視文化主體性的了，里面對話的人物，設定的主要是中國人；對于飲食的介紹，也同時介紹了中式食物。

　　但即便如此，一本群策群力編寫并經過審查的義務教育英語教科書，仍然存在問題，而且大家還都意識不到，恐怕才真是有了“問題”。在外語學習中，傳播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當然是好的，但問題在于，并不是所有的西方文化都需要或者說值得去原汁原味的介紹。對于辨識能力整體上還不強的小學生而言，教材具有高度的倡導性和示范性，會讓他們覺得教材“喜歡”的，自己也應該喜歡，更何況對于孩子而言，誘惑力本就較強的漢堡、可樂？

　　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熱狗、漢堡等洋快餐雖然美味便捷，在西方深受普通民眾，尤其是窮人和青少年的追捧，但它并不健康；由于是導致窮人和青少年肥胖的重要因素，即便在西方也爭議很大，甚至受到一些健康專家和政客的嚴厲反對。可樂等軟飲料在美國中小學校園的銷售往往受到限制，禁止可樂進校園的呼聲也時有耳聞；洋快餐更是千夫所指，從去年起，在美國總統夫人米歇爾的倡導下，大部分校園的自動售賣機都改售健康食品；有些地方甚至主張，中小學周邊一定范圍內不許開設快餐店。

　　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小學英語教材還在講“喜歡”漢堡、可樂，顯然是不合適的；而編教材者渾然不覺里面有問題，更值得深思。也許編寫者是希望讓孩子們掌握這些飲食類的單詞，但這也是很簡單的事情，只需要在like前面加個“don’t”，后面去掉“yummy”，教師在課堂上再多解釋兩句就行了。而且，中西的飲食文化都非常豐厚，可講的地方并不少。

　　這說明，多年來，隨著中外交往的加深，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甚至價值觀入中國、入教材，直至入腦入心，已經到了令人“日用而不知、習焉而不察”的地步了。就像普通民眾已經習慣了說“禮拜天”而不會想到其背后的基督教背景，講中文偶爾也夾雜一兩個外語單詞，幾乎不會感覺到有什么別扭或不妥一樣。而其中有些不一定健康的觀念，也已經深入我們的骨髓，影響我們的思維。且不說英語教材了，在一個洋涇浜的城市，曾經連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都全部刪除了原有的8首古詩；據說理由為了“減負”，而那些被刪除的古詩，很多3歲的孩子都已經會背。至于給孩子們用ipad上課，對孩子的書法甚至書寫傳統漢字都放松要求，同樣奇葩；熱眼向洋、時髦接軌，看上去很美，但孩子們的眼睛受得了嗎？

　　這一方面與近代中國曾經受的半殖民地歷史有關。西方殖民者仗著堅船利炮在中國橫行無忌，不僅強行推銷戰爭與商品，更熱衷于傾銷文化與價值觀。而在求富國強兵、民族復興之路中，一邊東洋西洋，負篋游學，一邊引進國外人才、技術和觀念，都非常重要。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人“走得太遠，忘了為什么出發”，成為歧路亡羊。學習西方本是為了壯大自己，但在一部分人那里卻被異化成了西化；出國留學本是為了報效祖國，結果有些留學生卻成了黃皮白心的“香蕉”人。

　　體現在教材上，哪怕是在英語、語文等貌似與“價值觀”、“意識形態”較遠的教材上，也自覺不自覺地傳播和灌輸西式價值觀。而如果到了大學或研究生階段，無論是法學、政治學、社會學還是史學，甚至連哲學、文學、藝術學和史學，都不僅受到西方理論的主導，也常常都在自然而然地傳播和灌輸西方價值觀。有的教材、專著和論文，甚至已經完全服膺于西方價值觀，視其為不可置疑的真理。這種喪失主體性的作品，尤其是學術作品，已經很難再稱得上是“研究”，而是淪為對某種價值觀的廉價而低劣的宣傳。其結果是，其“成果”不僅無助于理解中國的實踐與現實，無助于中國學術的進步，對人類思想的深化與智慧的精進也缺乏貢獻。

　　另一方面，這可能也與我們的外語教育、甚至整個的教育體系缺乏清晰的國家戰略有關。無論是外語教育，還是整個國民教育體系，首先是要培養學生成為“人”，然后才是成為“才。”人是主體，是有獨立思想、獨立判斷，有情懷、有關懷，能自己發現問題、自己思考并自己動手找出解決方案的能動的智慧生物；而“才”是工具，是人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技巧甚至智慧。在編寫教材時，尤其是面對可塑性極強的中小學生，對于把孩子們培養“人”還是“才”，培養成什么樣的“人”，我們有一套清晰的思考嗎？有最低限度的國民共識嗎？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如何既有人類關懷，又有國家忠誠，既要面向未來，又能繼承傳統，我們的教育“肉食者”有過系統的思考嗎？答案很可能是沒有，最起碼是不清晰。

　　而這就導致，我們在教科書中，主要只是想“教”給孩子們“才”，而不是主要“育”他們成“人”，傳授給他們謀生工具的“器”，而不是思考人、社會與自然的“道”。在大學里，外文系紛紛改為外語系、再改為外文學院，也許方便孩子們掌握了一門討生活的工具，但“語”再好，沒“文”化，還是沒戲（系）呀。然后，一幫討生活的、搞翻譯的開始搞外交，是不是黃皮白心不一定，智商當然也不低，但忠誠呢，意志呢，智慧呢，藝術呢，謀篇布局、舉重若輕、舉輕若重的風范呢，翻手云、覆手雨、找劫材、穩準狠的手眼呢？

　　洋洋灑灑，并不是對某個教材的細節作無限引申，只是想提醒我們關注，小小教材非小事，編好它，必須有一套清晰的國家戰略，必須有清晰一貫的價值和思維。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熏陶往往如隨風潛入，潤物無聲，但卻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思維。當面鑼、對面鼓擺開車馬陣的政治價值觀對壘，很容易辨識，也易于去辨析；但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浸潤，卻往往悄無聲息，連傳播者自己都習焉不察。以至于只有天真的兒童才能夠發現皇帝的新衣是什么。教材的編寫者很可能是非常重視國情，甚至有可能是文化本位主義，但整體上迷信西方的文化氛圍卻使之在無意識間出現了判斷上的盲點。

　　西方的迷信導致不少中國知識人喪失了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甚至成為西方價值觀不自覺的附庸和糊涂蟲。一是亦步亦趨，仿制西裝連褲子上的補丁都原樣照抄；二是不加區分，分不清西方文化中潛藏的利弊得失，“自由”、“開放”得令人瞠目結舌；三是僵化落后，一些在西方已經被修正甚至拋棄的過時觀念，比如性解放、快餐文化等，仍然被源源不斷地引進，并視為“先進”。在這種情況下，對西方文化“原汁原味”地堅持，很可能就會淪為教條主義。

　　當然，如果是作為個體的公民喜歡吃什么、秉持什么樣的價值觀，情況當然不同，那主要是個人的事，只要不妨礙他人和公共利益，就應該得到尊重。但教材的編寫就不一樣了，它是重要的載體和橋梁。雖然傳授西方先進文化、制度和理念的教材，不僅必要，而且必需，但由于具有高度的教導性，教材也是宣揚文化和價值觀最好的載體。哪怕再標榜中立，哪怕非由政府組織編寫，都必須嚴格審定，并且要體現一個民族的傳統價值與文明的核心理念。這與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去學習和借鑒域外有益的文明成果，并不矛盾。

　　因此，在堅持兼容并包，鼓勵中西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同時，辨識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中未必健康或者與我國傳統核心價值觀不符合的成分，也同樣重要。中小學教材，必須考慮到孩子們的年齡與心智特性；人文社會科學教材，則必須強調科學性、專業性和主體性。不僅洋人編的洋教材要具體分析，中國人編的黃皮白心的“香蕉”教材，也同樣值得關注和反思。在互聯網和全球化時代，面對傳統與未來、域外與國情、開放與堅守之間的交織，腦子一定不能亂，必須有一套清晰的戰略、育“人”的目標，才能在編教材時有思維和價值的定性。小學的教材，體現的是大國的戰略。